焦作各县方言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跟河南话差那么多呢？

焦作各县的方言是在中原官话的基础上，与山西方言相互影响而来的。明朝初年，焦作地区也几乎变成无人区，朱元璋接受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就近将山西居民迁到这里垦殖，恢复农业生产。洪武年间，三次将山西平阳府的民众迁居到此，并以河内为中心，设置怀庆府，下辖济源、孟县、温县、修武、武陟、河内、原武、阳武。原武、阳武后来于民国合并成原阳县。河内县，在清代考中的进士人数在河南省排名第二，仅次于开封。这些移民带来了山西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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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则笑话。

能看懂的，可以说是河南人了。

这个笑话讲的是河南焦作的怀庆腔调方言。

焦作这个地方，方言很复杂。

有怀庆话，中原官话，孟州话等。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市区中原话，辖区怀庆话，还有个孟州自说自话。

焦作形成这样复杂的方言体系，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首先焦作辖区的怀庆话，可以说是焦作地区的“土话”了，这里自唐之后千余年，一直绵延不绝，颇存古汉语之音韵。例如我们常说的“找人玩”，用怀庆话说就是“欣（寻）他耍”。

而焦作市区里的中原官话，则要从清朝说起，这里富产煤矿，在清末就有著名的英国福公司在此开采，基于矿产，焦作也成为河南省内最早开通铁路的地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在计划经济下，焦作更成为煤炭基地，豫北各地工人聚集于此，共同开发矿产，所以焦作市区能形成一个基于移民的“方言岛”。

所以说人口大量流动，是造成焦作方言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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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儿子朱高燧，诬陷太子并图谋毒死其父，为何最终得以善终？

朱高燧，明太宗（成祖）第三子，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十二月，生于燕藩（北平），父朱棣时为燕王，镇守北平。生母燕王妃徐氏，魏国公徐达长女。明宗室制度，亲王诸子，世子外，其余年十岁即封，朱高燧长兄即燕世子朱高炽，次兄朱高煦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高阳郡王；但是朱高燧不知何故，查不到洪武年间受封郡王的资料。而建文年间，燕王已经起兵“靖难”，朝廷自然不可能再册封燕藩宗子。所以，朱高燧一直都没有爵位。

朱高燧是燕王朱棣最在世最小的儿子（朱棣第四子朱高燨年幼早夭），自幼聪明伶俐，能察言观色，又因其相貌酷似燕王妃，所以颇得燕王夫妇钟爱。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高燧祖父-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太孙、也是朱高燧的堂兄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

建文帝接受诸文臣建议，针对手握兵权的诸王叔，展开“削藩”策，先后削周、代、齐、湘、岷诸王，最终的目标是诸王之首：燕王朱棣（太祖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棡均早于太祖去世，四子燕王朱棣为在世最长皇子）。

建文元年（1399年），在朝廷步步紧逼下，燕王被迫起兵“靖难”，对抗朝廷。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将来燕军会击败南军，燕王会打败建文帝夺取江山。燕王的想法，不过是死中求活，就算是最终失败，也算是反抗过，壮烈不屈而死，好过窝囊地被侄子废黜，狼狈不堪度过下半生。

这个时期的朱高燧，因为年幼，无法独立担当重任，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出彩的时候。

朱高燧大哥，燕世子朱高炽，在靖难中临危受命，率领万余人，抵挡李景隆五十万大军围攻北平，坚守并击退南军，为燕王保住大后方；并且在之后数年里，管理燕军后勤粮秣供应，井井有条，为燕军最终取胜立下大功。同时对于建文帝亲笔来信，以“封王”为条件的投降诱惑，毫不动摇，直接将南使及书信送交燕王处，显示了作为燕王继承人的优秀品质和坚定立场。

虽然他身体不好，无法上阵，实现跟父亲一样的马上战功；但是在治理庶务上，燕王乃至整个靖难集团，都缺少不了他在后方的运转帷幄。尤其是他的燕世子，是太祖亲封，祖制所在，燕王是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举兵靖难的，朱高炽的世子地位，稳固不可破。

朱高燧二哥，高阳王朱高煦，虽然性情暴躁、为人粗鲁，但是于军事上，就是燕王朱棣的翻版。在靖难中，每每身先士卒，跃马横刀，交战时冲锋于前，撤退时为全军断后，多次出生入死，勇冠全军。尤其东昌之战，南军包围燕军，四面围攻；燕军大败，主将张玉（日后永乐朝大将英国公张辅之父）战死，燕王本人身陷重围，几乎丧命；是朱高煦冒死杀入阵中，阵斩南军勇将翟能，击退南军，救燕王于危难。所以燕王对朱高煦器重无比，乃至有了手抚其背，说的那句话：“小子，努力！你大哥身体不好！”

这个时候，燕王就有了易储的想法。而父亲的暗示，给了朱高煦无限的想象，从此后，取代大哥，成为贯穿朱高煦整个生命历程的愿望，并锲而不舍地去实施，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至于朱高燧本人，燕藩举兵时，不过年仅十六，于政务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地方，于军事更加不可能跃马冲锋。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在靖难时期的具体作为，但是可以想到，十几岁的少年，至多是在燕王府内陪伴母亲，协助大哥管理好王府内部，或者做一些辅助后勤，鼓舞军士的事情。

但是他也有长处，因为口齿伶俐、酷似徐王妃，而年幼乖巧，所以从小就得燕王欢心。在靖难开始时，局势不明，燕藩人人心里没底，燕王遇事不顺，暴躁发怒，甚至要杀人。旁人皆不敢劝，只有朱高燧，借幼子身份，上前劝慰，才能稍稍平息安抚。所以日后朱高燧因此而恃宠，并逐渐骄横。

当大哥愈发不受父亲喜爱，而二哥心心念念想拽大哥下位，也遭到父亲嫌弃后，自己便逐渐生出别样心思，进而开始觊觎储位。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终于落下帷幕：燕军一路南下，渡江破京师（南京），建文帝大乱中失踪，燕王朱棣夺取江山，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即明太宗(成祖）。

之前朱棣还没有起兵靖难，在北平为燕王时，燕藩的继承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朱高炽是嫡长子，太祖钦定册封为“燕世子”，是名正言顺的燕藩继承人。

但是燕王夺取江山后，从一个地方藩王成为全天下的主人，对于自己的继承人，就要好好地考虑一番了：长子、次子，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到底把天下交给谁，是值得深思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排第三的朱高燧，年幼心性不定，完全不在考虑人选中。

永乐二年（1404年），考虑了两年的成祖，终于下定决心，立世子朱高炽为太子，明确皇统所在。并同时册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就藩云南，三子朱高燧为赵王，藩地彰德。

汉王朱高煦太子之位落空，恼羞成怒之下，如何大闹撒泼，据不就藩，之前的文章回答：“朱高煦战功显赫，朱高炽肥胖迟钝，为何朱棣还把帝位传给朱高炽”一篇中已经详细叙述，本篇不再复述，着重讲述赵王朱高燧的事情。

赵王不像二哥一样，因为期望没有那么高，所以失望也没有那么大。受封赵王后，奉成祖之命，驻守顺天（北平）老家，当地所有军务政务，官员人等皆先报赵王，审定后，才按王令执行。成祖数次出征漠北，均驻守顺天，而成祖不在顺天时，赵王就是当地最高权威。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大明迁都京师(北京顺天府）前，赵王朱高燧就是这个大明名义上第三重要（中都凤阳名义上第二重要），实际上第二重要的城市主人。

赵王自从掌管老父起家之地后，恃宠而多行不法，对于太子大哥也逐渐不放在眼里，时常伙同赖在京师（南京）成祖身边的二哥汉王朱高煦一起，构陷太子，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几次使太子大哥陷入危险境地。是东宫官员拼死舍身保护，及诸文臣尽力周全，才得以保全。其中解缙被杀，黄淮、杨士奇、夏元吉、杨溥等文臣下狱，夏元吉直到成祖去世，才被释放。

赵王已经身为亲王，是全天下排名前五的尊贵之人，实在没有理由跟着汉王去争夺储位。汉王自己又有亲子，即使真的夺到了大位，也不可能立赵王为皇太弟。朱高燧此举，简直和齐王李元吉伙同太子李建成对付秦王李世民一样，成功了也不见得更进一步，失败了几乎会失去全部，何苦来哉。

同时，在顺天主持军政事务时，赵王独断专行，骄奢不法，胡作非为，朝野多有忿言。其属下官员也依仗其势压迫地方，行事放肆。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在得知赵王近年不法事后，盛怒之下，褫夺赵王衣冠，罚其闭门思过，并诛杀作伥的赵王长史顾晟，以警告小儿子收敛。

还是太子求情，给三弟打圆场，才使得朱高燧得以被赦免。但是他表面上感谢大哥援手，暗地里还是以为是太子指使人向成祖告状，自己才会被罚，所以认为是太子演戏，以后依旧对大哥怀有恨意。

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正式迁都顺天（京师、北京）。因为之前顺天一直是赵王朱高燧在管理，这下皇帝把都城迁来，等于是变相剥夺了赵王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朱高燧心态更加不平衡。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五月，六十四岁的成祖已经步入老年，身体很差，连续数日没有能够上朝处理政务，所以日常朝政，由太子朱高炽处理。

与赵王交好的宦官、司礼监太监黄俨，江保等人，因为之前太子主持朝政时，曾经要削减宫内开支，缩小宦官数目，所以怨恨太子，于是借机向成祖进谗言，诬告太子。成祖不予理睬。

之后黄俨等人不甘心，想到赵王在京师（为什么不想到汉王，因为这个时候，汉王朱高煦早被成祖赶到山东乐安就藩去了），于是编造谣言，说皇帝越来越不喜欢太子，想要易储，改立赵王。

而在宫中谣言影响，及赵王的默许下，常山中护卫指挥使孟贤（常山三卫是赵藩护卫），勾结羽林前卫指挥使彭旭，准备谋反。在同党钦天监官王射成信誓旦旦的“天象有变、帝位更替在即”断言下，他们勾结内宫宦官杨庆，让他的养子（在成祖身边服侍的小宦官）准备毒药，寻找机会毒死成祖，然后伪造遗诏，传位给赵王。孟贤、彭旭等带兵挟持朝中大臣，以伪诏迎立赵王继位。

兴州后屯卫军户高以正，受赵王指使，居中联络，准备实施计划。但他的外甥王瑜得知后，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向朝廷告发诸人的谋逆，于是阴谋败露。

成祖闻报后，起先不信，说赵王怎么有这个胆子(若是汉王这么做，成祖还觉得像真的）。后来得知详情，目瞪口呆，然后雷霆大怒，不顾病中，在皇宫右顺门亲自审问赵王朱高燧及其他谋逆人等。朱高燧魂飞魄散，面对皇父的怒斥：“是你小子干的吗！”，张口结舌、“栗不能言”。成祖一看朱高燧这个样子，哪里还不知道真伪，一气之下，想就此废黜赵王，甚至处死。

关键时刻，还是太子大哥朱高炽出面劝说：“这都是下面人想要富贵，暗地里作乱，高燧肯定不知道实情。”......帝顾高燧曰：“尔为之耶？”高燧大惧，不能言。太子力为之解曰：“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知。”自是益敛戢。--------《明史·卷一百十八》。

于是，参与作乱的孟贤、彭旭、高以正等人，皆被诛杀，宫内牵扯此事的內官，也被清除。赵王身边那些飞扬跋扈的亲信，自然也一个都跑不了。

至于赵王朱高燧本人，成祖考虑再三，还是因为自己子嗣稀少，加之想起早逝的徐皇后，放过了这个逆子。但是之后，直到成祖北征病逝于榆木川前，朱高燧都没有再得到父亲的原谅，被彻底废弃不管，再也没有翻盘。

自从这件事之后，赵王一蹶不振，再也不复之前的骄横，只得整日里缩在家中，轻易不敢出门。这样也好，无意间躲过了数年后侄子的清算，也算因祸得福。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太宗（成祖）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大学士杨荣星夜疾驰返回京师，密报皇太子朱高炽，并以成祖遗诏示人，奉太子立即即位。而在京师的赵王，在山东的汉王，都没有来得及做出动作，大事就定了，只得臣服于大哥、新君。

皇太子登基，即为明仁宗。仁宗对于两个跟自己作对了二十年的弟弟，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哥、皇帝应有的气度：给两个弟弟各加禄米二万石，其他赏赐也多有馈赠。对于汉王的反应，我的文章回答：“明宣宗为何把朱高煦放在缸里活活烹死”，已有详尽述说，这里不再重复，着重阐述赵王。

赵王朱高燧自永乐二十一年后，已经丧胆（造反作乱这个高技术活，不是一般人就能干的），对于大哥的登基，心里一直担惊受怕，生怕被算总账。得知大哥既往不咎，自己居然没事，而且待遇不降反增，优渥有加后，简直是喜出望外。从此，算是真正地与大哥和解，关系日渐亲密，再也不复年少时张狂的性格了。

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燧正式就藩彰德。临行前，为了表示再也不和大哥做对的决心，赵王将赵藩三护卫中的常山左、右二卫交还朝廷，以表洗心革面，仁宗十分欣慰，赐诗给他，亲自送至承天门外。

当年，仁宗去世，皇太子朱瞻基继位，即明宣宗。赵王此时刚刚到达彰德，闻讯立即上表，一是向大哥举哀，二是向侄子表明臣服。宣宗为表示亲亲之情，回信抚慰，并赐赵王禄田八十顷。

对于那个远在山东，一直没有死心的二哥汉王，朱高燧收敛了早年的野心，不再过多牵扯，维持正常兄弟关系而已。对于汉王或明或暗的示意，始终保持距离，不再掺和，也算是将来得以善终的回报。

宣德元年（1426年），按捺了近三十年的汉王朱高煦，终于再也不想忍耐了，于山东乐安起兵“定难”，意图重演一遍当年父亲的辉煌。但是他没有成祖的出色才能和坚韧的心性，而宣宗也不是建文帝那种不谙军事的软弱之人。不过区区几十天，在宣宗御驾亲征的军事打击下，汉王叛乱集团被彻底粉碎，汉王及全家被废为庶人，押往京师软禁，而从乱者被诛杀、发配、流放塞外，达数千人。（详见我文章回答：“明宣宗为何把朱高煦放在缸里活活烹死”）

赵王得知二哥举兵后，还没来得及就此事表态，朝廷平定汉逆叛乱的消息就传到彰德。赵王祝贺朝廷平乱的贺表还没有发出，更加惊人的消息接踵而来：“当年在永乐年因为夺嫡而和自己结下梁子的文臣，在平定汉王，大出了当年恶气后，为了彻底报复，正在怂恿皇帝趁热打铁，自山东率平乱大军直接奔赴河南，顺便将赵藩也一并废除！”

就在赵王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宣宗的使者-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来到彰德，消除了他的忧虑。袁容奉宣宗之命，将诸臣要求擒拿赵王的奏章全部带来给朱高燧看，并要袁容传告：“先帝（仁宗）对于两个叔叔，关怀友爱之情，是天下人都在眼里的。现在汉王自绝于天，谋反作乱，我不敢赦免他。如今我只有王叔你一个亲叔了，你有没有反意，我是知道的。欲加之罪，我是不会做的。这也不符合先帝的仁爱之心。”

得知皇帝的意思后，朱高燧终于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之前的小心收敛，终于是得到了回报。但是回想起来，还是后怕。为了彻底消除侄子的猜忌，于是赵王主动上奏，将仅存的常山中护卫、及群牧所、仪卫司等赵藩护卫统统上交朝廷，以后就做个安乐王就好。

宣宗见三叔如此识趣，于是也没有再找他麻烦，并将赵藩仪卫司返还，让赵王可以保留亲王的威仪。对于侄子的宽容大度，赵王赶紧上疏，叩谢天恩。

此后，赵王朱高燧在彰德低调行事，小心翼翼，终于保全了首领和全家，得以善终。

宣德六年（1431年），四十九岁的赵王朱高燧于彰德薨逝，朝廷赐谥号“简”，称“赵简王”。子朱瞻塙继承王位，延续赵藩传承，直至明末，历时二百一十九年。

而彰德赵藩，也是成祖之下，除帝系外唯一的一脉。朱高燧以后半生的改过，得以全身而退，惠及家族，比他那个一根筋的二哥，可算是强过万倍了。

朱棣小儿子朱高燧，跟太子朱高炽、二哥朱高煦是一母同胞，都是嫡出。

据说朱高燧长得很像母亲徐皇后，为人十分机灵，因而很受朱棣宠爱。

靖难之役成功，朱棣即位后，朱高燧和太子一起留守北平。永乐二年太子朱高炽被召回南京，朱高燧被封为赵王，开始独立居守北平。

后来朱棣将北平改名为北京，这一举动是有鲜明政治含义的，如同以前洛阳称东都，后来沈阳改盛京，实际上都是政治升格。

此后，朱棣下令，北京所有政务都要向赵王请示。这意味着朱高燧的权利和地位提高了一大截，真正成为“下天子一等”的亲王，只比皇帝矮一级。太子若不监国，实际权力都没有他大。

史书记载，朱高燧“岁时朝京师，辞归，太子则送之江东驿”。意思是说，朱高燧每年进京拜见朱棣，临走时太子朱高炽都要亲自送行，可见朱高燧的待遇是相当的高。

因为天高皇帝远，加上朱棣一贯的宠爱与纵容，在北京，朱高燧渐渐地按捺不住，经常胡作非为，弄得满城风雨。应该说，朱高燧这个阶段的不老实，既是野心勃勃的体现，也是对朱棣的一种测试。

朱棣得到报告，大怒，但是没有动真格。

史书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闻其不法事大怒”，杀了他的王府长史，扒了他的亲王冠服，准备严惩。

这时候，太子朱高炽站出来为三弟求情，朱棣这才绕过了朱高燧。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对朱高燧而言，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的权力因此而缩减了。

这时候的朱棣，已经重病缠身，很少上朝理政了，而朱家老二朱高煦也早被遣送到乐安。眼见朝中大权渐渐聚拢到太子手里，朱高燧心有不甘，开始变得蠢蠢欲动。

朱棣身边的亲信宦官，例如黄俨等人，一直是反太子的，起先他们是朱棣压制太子的棋子，后来又成为朱高煦攻击太子的工具，现在朱棣病重，朱高煦被驱离京城，黄俨这批宦官为了将来的生存，暗地里纷纷投靠了朱高燧。

为了让朱高燧取代朱高炽，进而挣得拥立之功，黄俨这批宦官先是在朱棣面前进谗言，进而又在宫中散布谣言，说朱棣有意更换太子。

前后做的这一切，实际上是朱高燧集团为宫廷政变所做的舆论准备。

待到时机成熟，朱高燧集团中的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黄俨为代表的宫中官宦，一股是以护卫军官孟贤为代表的王府亲信，终于合谋到一起。

史书记载了他们的政变阴谋——“连结贵近，图就宫中进毒药于上。候上宴驾，即以兵劫内库兵仗符宝，分兵执府部大臣。预令高正伪撰遗诏，付中官杨庆养子。至期从禁中议以御宝领出，废皇太子，而立赵王高燧为帝。”

意思是说，他们决定买通朱棣身边的服侍人员，趁朱棣重病之机在药中下毒，等朱棣中毒咽气，就发兵劫取内府的兵器和宝玺印件，然后分兵逮捕五府六部的大臣；再由一个老军人伪造遗诏，交给宫中太监杨庆的养子来保管，到时候从大内凭御宝领出这份遗诏，废掉太子朱高炽，改立赵王朱高燧为大明皇帝。

此外，史书上还专门记载了另一个细节，钦天监官员王射成与孟贤一向交好，他在事前曾对孟贤说：近来天象异常，不久就会“有易主之变”。

在封建时代，钦天监的观测往往会被赋予天意色彩，具有一定权威性。孟贤借王射成观测天象，显然是想把此次阴谋拔升到”天意难违“的角度。

粗浅地看，朱高燧集团搞的这起政变阴谋，还是挺严密的。从参与人员上看，有朱棣身边的亲信宦官，有护卫部队，有掌管天象的钦天监官员，组织挺严密；从选择的时机看，此时的朱棣已经病重，几乎与外界隔绝了，正是宫廷政变的绝佳时机。

但是，如果深入了解大明的宫廷制度，仔细推敲政变细节，就会发现这起政变阴谋其实很粗糙，根本经不起推敲。

第一、这起阴谋的关键一环是给朱棣下毒。大明皇宫，皇帝生病，一般由太医院里的太医和精通医道的宦官共同负责治疗，从治疗方案到药方，都要经过反复斟酌，严格控制，更关键的是即使是给皇帝服用调剂好的药也要一式三份，开药的御医和经手的官宦要先尝药，他们喝了无碍后，皇帝才会服。如果药方错了，太医、太监是要处死甚至灭族的。

政变的主谋之一宦官黄俨，虽然是朱棣的亲信，但要他掌控下毒的整个链条，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当整个皇宫还掌控在朱棣手里的时候，宦官想下毒，可能性极小。

第二、明朝的兵器都收储于兵仗局、军器局等部门，它们都是由内府和朝廷双重控制的重要机构，要想从中领取武器，必须持有皇帝的命令，而且兵仗局等军事重地向来有重兵把守。

在他们的阴谋计划里，这一环是要发兵劫取的，但仅凭朱高燧手里那一点护卫兵力，无异于以卵击石。

第三、盗取符宝同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明皇帝宝玺归尚宝司、尚宝监和司宝女官联合控制，其中尚宝司是朝廷机构，负责收藏、管理各种符牌以及加盖宝玺的手续；尚宝监是内府宦官的一个监局，负责核实文件后参与并监督尚宝司的官员办手续，为诏书加盖宝玺并存留底簿备案；而皇帝的所有宝玺，全部归宫中的司宝女官收存保管。

黄俨一伙想要破坏这种三重控制的管理体系，从司宝女官手中抢得宝玺，很难很难。

第四、盗取符牌，也就是拿到进出皇宫的各类通行证，同样很难实现。明朝对各类符牌管理非常严格，朝廷有尚宝司、内府有尚宝监和印绶监，内外三个机构共同控制这些符牌。弄虚作假更不可能，因为各类符牌都有时间段、范围和身份限制。

细细揣摩这几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朱高燧搞的这个阴谋，看似阴险，环环相扣，但本质上都是花架子，根本无法落地，除非他们能做到一点，那就是将京城、皇宫彻底控制住，那样的话，这起政变的实质就变成了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的话，趁朱棣病重，一个逼宫就完了，哪还需要这些阴谋花架子。

而搞军事政变，正是朱高燧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能指挥的兵马，实在少得可怜。几十万的兵马，全都操控在了朱棣和太子手里。

综合来看，这起政变阴谋，很可能就是黄俨等人在那里瞎扯淡，根本没打算实施；又或者，这根本就是太子朱高炽集团捕风捉影后的栽赃陷害。

阴谋的败露，同样具有这样的意味——一位参与阴谋计划的老军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外甥（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王瑜劝阻无效，怕遭连累，于是出卖了自己的舅舅。

说到这位大嘴巴老军人，这起阴谋还有一点也很怪异荒唐，政变的遗诏居然是由卫所的一个老军人起草的，仅就这一点，加之老军人轻易就泄了密，这起政变阴谋怎么看怎么像儿戏，很难让人相信这是赵王所为。

史书上记载，朱棣看到伪造的遗诏，不禁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处死了宫中的内应。

赵王朱高燧被带来后，朱棣问他，这是你干的吗？（这个问话，其实很意味深长。）

朱高燧早已吓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太子朱高炽又站出来为三弟求情说：“高燧必不与谋，此下人所为耳。”

太子朱高炽说，这事朱高燧根本不知道，都是他下面的人干的。

朱棣听了，终于放了朱高燧，但对于涉及此案的一众对象，以及告密者王瑜所揭发的人，均遭到了清洗。

史书上说，告密者王谕所揭发的人，大多是冤枉的。

也就是说，因为这件荒唐未遂的政变，赵王朱高燧的羽翼被彻底拔除了，从此他变得一蹶不振，再不敢有非分之想。

朱高炽和他的儿子朱瞻基相继登基后，对朱高燧还算大度，但朱高煦后来起兵造反，很大程度上还是影响了朱高燧。

朱高煦叛乱被灭掉后，征讨大军中有种声音很强烈，那就是干脆顺道把赵王朱高燧也一起收拾算了。

朱瞻基对三叔，虽然没有动手，但也做出了诛心之举。

他把军中这一倡议，告诉了朱高燧，然后又放了三叔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