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翻车鱼吗?翻车鱼在海洋里是谁都喜欢咬一口,欺负一下,但翻车鱼依然存在,大宋朝就是这么一条翻车鱼。
但大宋能够延续三百年,因为宋朝除了反应迟钝,歪主意不少,还不会像翻车鱼一样毫无抵抗之力,
一、坚持抵抗
宋朝建立背景五代十国,所以从一开始就严格限制武将,对武将千防万防的宋朝,偏偏又遇到了辽西夏等强势异族王国。
如辽国南下,寇准强迫皇帝亲征,换来宋朝自以为是的《檀渊之盟》;女真背信弃义南侵,也是有下层先自发性抵抗,……
这些抵抗多少为宋朝争取了不少时间,同时,异族也发现宋朝的一个好处,也是放弃彻底灭亡宋朝的原因。
二、收割宋朝的“羊毛”
因为宋朝特别的富有,辽西夏等不善于经营,而宋朝心甘情愿给对方丰厚的“赏赐”,如与辽谈判,给辽金钱二十万,其他价值三十万的财物、与西夏也是这样。
所以对方就把宋朝当做一只可以随时收割羊毛的绵羊,每年除了固定期限“赏赐”,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派人去宋朝索取,宋朝还不能拒绝。
因此对宋朝也就不会再逼之太甚,宋朝的财富最终都是为他人做嫁衣,因而宋朝内部起义也是冠绝古今的。
只是后来的女真、蒙古的想法可不一样。
宋朝到底有多弱?
简单对比一下就能知道:历代中原王朝都有长城,但宋朝没有。不是不想有,而是没法有。因为能修长城的地方,全不在自己手中。山西河北段,是辽国的幽云十六州;宁夏陕西段,是党项人的西夏国。
秦始皇留下了“百代皆行”的“秦政法”,同时也留下了万里长城的草原攻略。
对于草原那个地方,你不要奢望去占领。输出了暴力,然后占领了;但无法输出秩序,于是只能接着输出暴力。这个成本是天文数字的。所以,长城配合关市、和亲、羁縻,才是成本最低的处理手段。
汉武帝不信,打了一辈子匈奴,而且两汉都在折腾草原。但最后还是匈奴内附、鲜卑羁縻。唐太宗也不信,大唐帝国不靠长城,靠的是缘边八镇几十万职业军人。结果呢?帝国巅峰就是日盛则衰。雄冠八镇之首的范阳军,还搞出了安史之乱,比草原还狠。
长城真的有用吗?
秦朝长城,建立在燕战国、赵战国和秦战国的基础之上。所以,战国七雄时代,三个北方诸侯国就靠这个攻略搞定了草原,同时也没耽误自己逐鹿中原。从这个结果上看,能说长城没用吗?
北魏是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鲜卑入主中原之后,也要面对来自草原的威胁,就是柔然。鲜卑人是怎么做的?北方设边镇,但同时也得修长城。女真人在巅峰时期,号称满万不可敌。但入主中原之后呢?接着修长城。
唯独宋朝没有。因为能修长城的地方,宋朝全都没有打下来。从这个结果上看,宋朝真心弱。因为宋朝连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都不如。
为了弥补没有长城的缺憾,宋朝只能拼命扩充军队。在宋仁宗时期,就有不下百万的职业军人。为什么要养活这么多的军队?有长城预警、有要塞据守,自然可以通过集中力量、集约资源的方式来降低成本。但没有长城,就只能拼命养军队,既是局势所需又是心理安慰。所以,宋朝虽然富裕,但财政境况却不是最好的。
没有长城,能够证明宋朝太弱;因为没有长城,也导致了宋朝没法太强。而同时,两宋的外部形势,已经恶化到了极限。
北宋的外部形势已经够惨了,先是面对一个已经崛起的契丹,再是面对一个蓬勃发展的党项,最后还要遭遇女真大金的雷霆一击。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北宋要面对三个草原劲敌。
而南宋更惨,先替北宋还账,面对一个仍在上升期的女真大金;接着,又遭遇了横扫整个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帝国。
北宋惨,南宋更惨,外部形势要多凶险有多凶险、草原对手要多凶蛮有多凶蛮。唐末至两宋期间,草原完全是一副逆天的存在。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之相比,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南北朝时期的的柔然以及隋唐时期的突厥,根本就是渣滓级的存在。
所以,宋朝就是病恹恹的林黛玉,却偏偏闯进了步步惊心的大后宫。大体预测,连第一集都活不过。但是,宋朝硬是活到了全剧终,而且以崖山之战的千古悲情收尾。
既然是林黛玉的身子,宋朝就搞不了政治斗争。北宋先是搞反了党项人,导致失去了河套地区;接着继续搞不定契丹人,逼得澶渊城下之盟;后来联金灭辽,就是没事去找死。到了南宋,这个林黛玉即便学会了宫廷斗,也已经于事无补。因为蒙古人根本没工夫跟你搞关系攻略。这家伙就是一个呆霸王薛蟠的存在,一定要强娶了南宋这个林妹妹。
自己本身就弱、外部形势险恶,而且关系攻略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臭棋。但是,两宋为什么能够延续300多年?
去除历史噪音,把握历史脉络,从上往下俯瞰,或许能够从中发现大宋的生存之道。而且,这个道,完全是近乎一种超前的存在。
北宋与契丹、西夏的关系,按照司马光的定位就是富邻居与穷邻居的关系。于是,草原与中原的文明对抗,就被转变为一种新的关系定位。定位一变、思路打开,宋朝也就在长城之外,找到了更为创新的处理手段。
北宋基本上放弃了征服草原的打算,简单说就是:草原的事情,与我无关,宋朝只做好自己。所以,对于西夏和契丹态度,北宋已经不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帝国思维。
所以,在北宋时代,中原王朝开启了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来处理与草原的关系。其他时候的手段,要么是被打得称人家为圣上、要么打赢了叫人家为禽兽。宋朝却不是这个定位,而是邻居的定位。
中国与夷狄为邻,正如富人与贫人邻居,待之以礼,结之以恩,高其墙垣,威其刑法。
这是司马光说的,但不是他的创见,只能算是总结。因为北宋自开国以来,就一直是这个攻略。虽然期间偶尔会中二一把,但澶渊之盟的主基调大体不差。而后来的联金灭辽,则是对这一原则的彻底背叛。
关键是:中国与夷狄为邻。
从秦到唐,甚至把五代十国也包括在内,中原王朝就没有用邻居来定位草原。草原蛮夷,朕必替天行道、吊民伐罪。这才是中原王朝的总态度。
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说是说了,但天可汗李世民是这样做的吗?李世民对外征战,唐军的行军大总管一般都是汉人,而胡人最高也就是行军副大总管。
正是有了邻居这个定位,所以北宋正式区分出了你与我的概念。我就是中原汉地,宋朝人习惯用汉人来指称自己。自己是一个特定族群,这个族群以宋朝皇帝为核心,拥有共同的祖先、拥有发达的文化。有了这个定位,也就自然能够懂得如何定位我以外的世界。所以,宋朝人才会有邻居的定位。
宋与契丹和西夏之间是邻居,是邻居不假。但三个邻居之间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北宋是富邻居,但西夏和契丹这两个邻居,全是穷邻居。原因就是草原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薄弱到什么程度?
一场水旱灾害,就能让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但只要朝廷还算清明,就总有办法去赈灾,因为国家有钱。战国时代就有“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即便不清明,灾民变成流民,也总会自己找到活命的办法,第一个选择不会是饿死、第二个选择也不是起义。
但草原游牧民族但凡遭遇一场瘟疫,就基本等着整个部落被灭;但凡遇到气候异常,就是整个草原的灭顶之灾。脆弱的游牧经济,使得草原民族一定要在游牧之外,搞出副业来。没有副业的补充,草原人靠天吃饭就只能等着一茬一茬的死人。而这个副业,就是抢劫。所以,草原与中原的冲突较量,既是文明的较量,也是争夺生存资源的较量。
即便西夏文明光辉灿烂、契丹大辽媲美大唐,但经济基础都是脆弱的。所以,跟北宋相比,统统都算穷邻居。
于是,富邻居与穷邻居的相处之道,就是司马光所言的“待之以礼,结之以恩,高其墙垣,威其刑法”。
而这个过程之中,契丹人和党项人,也逐渐汉化。于是,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终于在语境上站到了同一个频道之上,并在互动中实现了融合。后期,契丹人甚至已经学会了玩文字游戏。
重熙增币是澶渊之盟的再次修约。起因是宋与西夏的庆历和议。契丹人认为北宋给西夏这个二等国的岁币太多,这就相当于间接轻视了自己。庆历和议给西夏岁币总计是银九万二千两,绢十七万三千匹,茶四万斤。而澶渊之盟给辽的岁币是银十万、绢二十万。所以,辽国要求增币,庆历增币是再增银十万、绢十万。但这点儿钱,辽兴宗根本看不上,他看上的却是一个“纳”字。北宋在交割岁币的时候,必须用“纳”这个字,岁币是北宋“纳给”契丹的而不是“赠送”的助军饷。一个字的变化,完全不是钱的事,而是面子的事情。在面子上,契丹要压北宋一头。这就是外交辞令上的文字游戏。而能玩文字游戏,就说明辽宋之间已经可以在同一语境中同频互动了。有了这个条件,大家才可能在战争与征服之外多出一种选择。
从北宋方面来讲,这就是一种把与草原的战争关系、征服关系,转变成为稳定而和平的外交关系。这几乎就是一种相当接近近代国际关系的处理模式。同时,在这个外交关系中,北宋将政治问题转变成了经济问题,用钱来搞定政治。
澶渊之盟以前,中原与草原之间持续了20多年宋辽战争。这场战争不是短暂而不定时的边界冲突,而是另一场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汉匈大战。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和契丹之间维持了100余年的和平。自秦汉以来,中原与草原之间,就没有过这么久的和平时期。
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在宋徽宗时期,宋军已经不会打仗。但契丹人还能打。原因就是这伙人拿着幽云十六州的财富和大宋的岁币,一直再向草原输出暴力和秩序。
北宋享国167年,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167年里,北宋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全部达到了造极的地步。北宋时期的城市人口占比20.1%,请记住这是传统的农业文明时期。而1957年的时候,我国的城城镇化率是多少?15.4%。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普遍在10%以内,甚至不到1%。这种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海上之盟后,宋朝失去了很多,北宋这个中原王朝也因此成为历史。但宋朝的最大损失是:永远失去了一个能够建立持久博弈关系的草原对手、契丹。女真的大金,完全无法与宋朝在一个频道上讲话。指望一纸盟约就能阻止女真人的铁蹄,就是镜中花、水中月。
于是,北宋变南宋。但北宋已经为南宋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内部的自我认同。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基本等同亡国。大唐帝国不是无力面对草原的问题,而是完全搞不定内部问题。但是,南宋呢?南宋基本上把国境线锁定在了秦岭淮河一线,而且一直扛到女真大金灭国。
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却在弱到无底线的南宋这里,耗费了几十年。原因就是南宋的内部凝聚,完全是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大蒙古帝国,在窝阔台、蒙哥、忽必烈期间,几次因为继承问题濒临崩溃的边缘。但天助蒙古,在成吉思汗死后上百年内,大蒙古帝国以及后来的大元帝国,始终没有陷入“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
大蒙古帝国以数万里的幅员,对阵南宋数千里的幅员,这就是一种力量上的碾压。而南宋却扛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地利的原因很重要。秦岭淮河几千里战线上,总共只有三条进攻通道。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都难以在关键局部上实现优势碾压,而南宋却可以游刃有余。
但是,内部凝聚是最重要的。
大唐在安史之乱后持续跌落了150年,除了宪宗中兴,几乎一片黑暗。西汉与东汉之间,根本就不具有王朝上的继承关系,西汉是灭了的王朝,东汉是新建的王朝。东晋在北方十六国的局势之下,也就扛了104年。而明朝,几乎就没有一个南明的时期。
承接北宋的南宋呢?扛了152年。而且,南宋这152年并非一直没落的。北宋的城市人口率是20.1%,而南宋是22.4%。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衰落的王朝,而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王朝。
而其原因就是宋朝人的自我凝聚,确保了这个王朝能够有足够的韧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对抗外来压力。崖山之战后,十万南宋军民以身殉国,近乎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来书写的千古悲情。
宋朝为什么能够延续三百余年的秘密,就在于一种道胜:
在内部实现了自我认同,区分了自己这个特定族群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原则,以一种近乎平等和包容的态度处理草原问题。
以此为指导的关系攻略,在征服与战争之外建立一种和平的外交关系。
政治原则与关系攻略,在北宋是奏效的。但是,南宋就只能以自我认同和自我凝聚来对抗来自草原征服型王朝的冲击。但这个力量已经足够大。若非天助蒙古人,南宋未必不能笑到最后。
宋朝最后亡国了,因自己太弱而亡国,也因草原太强而亡国。
但宋朝并非毫无意义,它为我们这个民族创造了传统时代的造极时刻。吴钩的《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中的一些数据,足以让我们领略大宋的华丽:
宋朝的城市具有高度自治权,政府的官员只负责收税和消防,其他问题全靠百姓们自治。
宋朝人可以自由结社,而且社团极为发达。各种被称作“市”“行”“社”的行会,数不胜数。南宋临安有414“行”,还有各种非盈利的“社”,其中的齐云社,甚至每年都要举行全国性的蹴鞠比赛。
宋朝人的婚姻也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男女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甚至可以以媒人为中介搞相亲。女人的地位很高,男人怕老婆在当时已经非常多见,甚至女人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宋朝人不区分良民和贱民,统统称做齐民,士农工商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壁垒。宋朝也不歧视商人,读书人考取功名就去做官,考不上就去经商。
宋朝人逐渐发展出了陌生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而不再把自己的思维限定在宗法层面。买酒可以从酒店借走银质酒壶,丢了东西有失物招领处,陌生人之间有了信任。
宋朝政府给老百姓提供了各种福利设施,福田院、居养院收留生活无着的人和孤儿;安济坊、施药局,为无钱看病的人提供药品和诊治;漏泽园,则是福利性的公墓,为没钱人提供目的,埋葬无人收尸的露死街头者。
正是因为有这样自由而发达的社会,所以明清小说要么以宋朝为背景、要么取景于宋朝。英雄的故事需要平凡人的故事来点缀。而如果平凡人都锁在枷锁中的世界,又怎会点缀英雄。所以,只有在宋朝,才会有各种争芳斗艳的故事。
宋朝当然也有农民起义。如,宋徽宗的花石纲,激起了南方方腊起义。由于政府对盗匪的纵容,甚至流行“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民间俚语。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宋朝的光辉,那是一道接近现代的曙光。可惜,被一个有一个崛起的草原征服者给终结了。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此言非虚!当此之时,我们不应追问宋朝何以弱存三百余年,而应为造极之宋的失去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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