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天津教案还是扬州教案,都可以看做是在特殊时期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而从具体的事件发展来看,教堂方面也有责任,而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钻了空子。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教堂一直充斥着神秘色彩,而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又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因此一旦某些事件发生,很容易将矛盾升级。教案的发生必然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可以说当时的居民是不理智的,但事出有因又是情有可原的。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望海楼”。除了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等等这些日常事务之外,还开办了“育婴堂”,即仁慈堂,也就是养育弃婴的慈善孤儿院。开办后,就有人将一些弃婴送到这里,而育婴堂也负责救治以及抚养这些孩子,对于垂死的孤儿或者弃婴他们也没有拒绝,因为要为他们做洗礼还有祷告。并且在当时,救治不力等等因素,到了6月份天气变热,疾病扩散,许多孩子死亡被埋。同时,当时这些教堂也有一些宗教指标要完成,以争取到更多的善款,所以教堂方面也会鼓励扩充收养的人数。所以会给送来弃婴或者是孤儿的人一些奖励。这变相的鼓励了一些不法分子拐卖儿童以获取利益。以上种种都导致了当地居民对教堂初衷的怀疑,社会上便出现了有关“迷拐”“折割(即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的谣言。
这时,有一种说法开始在天津迅速流传: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就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而有人目睹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关于当年轰动全国的天津教案,小编想说两句公道话:
一,育婴堂没有责任,但它犯了几个幼稚的错误;
二,曾国藩的处理方案,没有错误,但他承担了最终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里,我们只解读一下第一点:育婴堂是不是罪魁祸首。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打开了西方在中国传教的大门↑
清朝末年,尤其是随着公元1860年《中法条约》的签署,天主教取得了在中国各省传教的权利。根据利益均享原则,英国美国等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纷纷来华传教。
对当时许多国人而言,签署这样的条约本身,就象征着“大清王朝”丢了面子,颇有点屈辱的味道,因此,教徒们在中国的传教,有着先天的不足。
其中有一条“宽容条款”,在华的基督教徒有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特权,因此,很多流氓地痞加入教会,反而横行乡里,再加上教会租买土地和房屋的商业特权,更是在利益上刺痛伤害了许多老百姓。
天津教案的背景,就是在久积的民愤之下发生的一次爆发性的报复。
↑西方传教士在华办了许多育婴堂,挽救了一大批弃婴↑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直隶各地发生许多起“迷拐人口”的案件,那时的国人和如今一样,民间痛恨人贩子。其中几起案件被破获,主犯王三纪和刘金玉等人为了减轻责任,就把污水泼到了天主教堂身上。
天主教堂可谓是平白无故惹一身骚,因为他们传教的方式是做慈善吸引人心,所以创办了许多育婴堂,救济了一大批弃婴和孤儿。
值得一说的是,那个年代,由于没有避孕手段,加上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很多女婴都会在出生不久之后就被遗弃。
应该说,天主教堂创办的育婴堂收留这些弃婴,是非常伟大的善举,然而,天津地区这家育婴堂却采取了错误的手段——修女们为了拯救更多当地弃婴,竟然为每一个送来的婴儿支付一小笔钱!
这种酬金制度简直是给了人贩子兴风作浪,诱拐婴儿极大的激励。
天津地区拐卖儿童的主犯武兰珍,被捕后供称是天主教堂育婴堂主使。
另一个对育婴堂不利的因素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水平所限,而且天气已经是六月份,非常炎热,很多弃婴在被送到育婴堂后,因为急病导致早夭,修女们不得已把这些死亡的婴儿埋到附近,有目击者和好事者就开始以讹传讹,说这些婴儿的尸体都是“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其实,目击者所见未必是假,但怎么解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客观事实上,这些婴儿尸体由于埋葬不当,导致墓地被野狗刨掉,婴儿尸体惨遭野狗啃食。
但到了民间一传播,竟然解读成育婴堂专门收集婴儿,然后把婴儿挖掉眼睛,甚至挖出人心,用来修炼神秘妖术,或者被作为药材。
此种解读相当有感染力,引发了每天有数百人都到育婴堂附近的坟地里围观查看。6月20日,武兰珍的供词牵扯出了这座风暴中心的望海楼天主堂,一下子引爆民情。
↑民情汹涌,体现出国人对洋人长久以来的怨气↑
当地民情激愤,士绅大搞串联集会,书院也全部停课,反洋教的情绪异常高涨。在这个关键时候,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率领衙役,带着主犯武兰珍到望海楼天主堂现场指证,结果不但发现没有所谓名叫“王三”的教民做牵头人,更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而且传唤教堂里的所有人,武兰珍一个也不认识。
这其实非常有力的证明了一点——武兰珍做假证。她拐卖小孩的动机自然是为了换钱,但绝没有什么育婴堂与她勾结串通诱拐儿童这样的事情。
天津知县刘杰决定把武兰珍带回处死结案,就此了事。但他完全没有危机公关的意识,当日已经有数千名天津民众包围了望海楼天主堂,并不断嘲讽谩骂,其中一名教民被激怒,从教堂内冲出来抓住一名围观群众发辫扭打,这一下子激怒了周围民众,民众们纷纷拿起转头打砸教堂。
↑天津教案中参与的民众大多数都是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
眼看事态激化,传教士谢福音立即去报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请崇厚火速支援,弹压局面。
结果崇厚严重低估了事态,竟然只派了两名巡捕去处理。
巡捕到达现场时,双方都已经停手。这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已经赶到了教堂,他质问巡捕为何不把违法犯事的人抓捕。
巡捕如果说警力不够,待择机处理,说不定就能把事情圆滑过去,结果巡捕却说:“彼不闹事,何以拿他?”
丰大业大怒,追打巡捕。巡捕逃回通商衙门去告状,崇厚又派了一名弁兵去教堂交涉,没想到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揪着弁兵发辫,各自带着手枪佩剑,亲自来找崇厚理论。
↑时任通商大臣的崇厚后来出使法国赔罪↑
丰大业此人脾气很不好,他在通商衙门和崇厚发生争执,不但打砸室内物品,还掏枪射击崇厚,他想要崇厚派兵去教堂外面弹压闹事群众,抓捕滋事者,但崇厚就是不肯。
他俩在这边闹着,可小道消息:“洋人殴打官员闹事”已经疯传,一听朝廷命官被打了,天津城内的老百姓民情激愤,鸣锣敲鼓,一万多人聚集到通商衙门助威。
丰大业也是失了智,拿着枪向外冲,一边高喊挡我者死,聚集民众虽然大多手持棍棒兵器,但没有动手,给丰大业让出了一条路。
丰大业走到浮桥的时候,正好遇到前来做工作的天津知县刘杰。刘杰劝丰大业再回通商衙门继续谈,没想到丰大业对着刘杰大骂,又开枪把刘杰仆人打伤。
围观的老百姓彻底被丰大业激怒。丰大业和西蒙被众人打死,还被分尸。
这时候天津民情也失了智,他们随即放火焚烧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其中天津东郊的望海楼天主堂以及仁慈堂收养了大批中国弃婴,成为民众发泄怒火的目标。
崇厚看到情况不妙,赶紧命人把浮桥收起来,阻隔民众。可当时正在天津的骁将陈国瑞,一向仇视洋人,他看到民意可用,唯恐天下不乱,竟然让亲兵又把浮桥搭上。
↑大火焚烧前的仁慈堂↑
民众过桥后涌向望海楼天主堂和仁慈堂,把该育婴堂烧毁,打死10名修女,2名神父,部分法国领事馆人员,以及5名法国俄国侨民,还打死了身在教堂的30多名中国教民。此次整个行动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一共烧毁了四座教堂。
事情缘由写出来,大家可以发现,育婴堂绝对不是所谓“罪魁祸首”,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它反而做了收养弃婴的慈善之事。
丰大业反应过激,举止偏颇,虽不能说死有余辜,但也是咎由自取。
要说罪魁祸首,小编认为还是在于大众的愚昧无知。弃婴的丑恶现象,听信谣传,相信所谓挖心挖眼这样明显夸张其词的传闻,以及最后的滥杀无辜,都是愚昧无知惹的祸。
该事件虽然已经过去百多年,但仍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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