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人们都接受这样的观点：中国学生创造能力逊于美国学生，但基础知识的扎实却远强于后者。然而，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却给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当头一棒：“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丘成桐说：“能进哈佛大学的中美学生应该是这两个国家最好的学生。而两类最优秀的人相比，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对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要强很多。“”在美国比较好的中小学校里，中国学生念的功课，他们也都是要学的，而且学得很灵活，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填鸭式地教。一些好的学校，十一、十二年级学生的微积分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但听说国内不是所有的高中生都学微积分。“丘先生清楚地记得 ：有一次，几个来自国内一顶尖大学的学生找到他，求教一个几何方面的问题。丘成桐感到很奇怪，他们问的是一个微分几何方面的古典问题，是学生们在读本科时就应该掌握的数学知识。”这还能说中国学生比国外学生学得好吗？“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则认为：中国的教育态度与美国的教育态度截然不同，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偏重于灌输式教育。中国学生的根基非常扎实，这是优点，但也有缺点，中国的学生面对新事物总有畏缩心理，与美国学生比起来，创新意识较差。中国式与美国式的教育，不能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要因人而异。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中国学生，应该让他们多创新，对于美国学生，应该让他们打好基础，这样互相弥补，是最恰当的。换一种说法，对天资高的人，美国教育会好一些，而对于大多数的学生，基本上讲，中国的教育哲学是比较好的。杨振宁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没有完全改变的必要。有人以中国学生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的卓越表现来反驳丘成桐的观点，“国内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孩子多厉害呀，连着多年占据金牌霸主的地位。美国孩子能行吗？”然而，早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就有学界专家告诫，别被“奥赛”的光环蒙蔽。中国之所以能在数学“奥赛”上年年丰收，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选手都是层层选拔的，并在赛前经过了严格的强化训练。这种强化训练可以用“残酷”一词来形容。在学校往往是采取数学教师轮番轰炸的方式，即竞赛选手停止了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整天从早到晚不休息，十几名数学老师轮流辅导，出难题怪题考试，同一题型进行反复的多角度的练习，直到所有老师无题可出，甚至数学老师都被难倒，无法解答，还不罢休。在国外，参加”奥赛“是自由的，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组织得这么好。在我国，各种”奥赛“都带有明显的应试教育痕迹，不再是培养兴趣的活动。这样培育出来的数学苗子，他们多半会“告别”数学舞台。“在‘奥赛’中获奖的不少人不愿继续从事数学研究，个别人甚至表示一辈子不愿意再接触任何数学符号。”北京师范大学刘兼副教授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重大意义之一，本是促进创造性的思维训练，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这种训练尤为重要。数学不仅要教会学生运算技巧，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有严密的思维逻辑，有灵活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在中国的奥赛热，却渐渐背离了其初衷……面对以上困惑，本刊近日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教育心理与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伍新春教授和北美三大教育心理学家、前美国教育协会主席、现伊利诺依大学阅读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安德森先生。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实际上中美教育差异不只存在于大学、中学，更存在于小学和学龄前幼儿时期。美国人重在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认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他们觉得进入21世纪后，人们所要面对的是科技创新和纷繁庞杂的信息更替，只有培养一个人终身学习的能力，才是最大的生存保障。阅读是最直接有效的学习途径，人类80%的知识都是通过阅读获得的。西方人说：“Leader is reader”(领导者一定是读书人)。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从儿童早期开始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说阅读是学习的基石，教育的根本，那么，儿童阅读就是基石的核心。因此，早期阅读更被称为”终身学习的基础、基础教育的灵魂”。美国总统布什在“教育改革蓝图“中说：我们太多的孩子不会阅读，阅读是建筑的基石，它必须是我们教育改革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就已经把儿童智力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阅读能力的培养上。在美国、英国的幼儿园，阅读占到课程的 80% 以上。每天晚上睡前进行20分钟的亲子共读，已经成为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习惯。西方国家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社区、家庭、教育机构、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及传媒的多方参与，构成了良好的儿童阅读促进机制。 伍新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著有《教育心理学》、《小学语文心理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等书。承担过国家“攀登计划”《脑科学与素质教育》课题；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现代学习理论与学习方式变革》课题；教育部《教师职业倦怠的特点、成因与干预研究》；美国福特基金《汉语儿童的阅读与促进》课题。 问：数学大师丘成桐认为中美学生的差距不止在大学教育阶段，更在基础教育阶段，您对此怎么看？答：我们目前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基础教育也有其可取之处。比如，我们学生的基本功很扎实，解决书面问题的能力往往比较强。关键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究竟怎么教才能尽可能的发挥优势，减少劣势。这是个教育政策的策略问题。现在，美国也在学习中国应试教育中好的一面，以期减少他们学生基本功不扎实的问题。美国所倡导的“快乐教育”就是希望孩子从小培养内部动机，享受做这件事的乐趣。而灌输式的教育虽然也能达到这种目的，能力可能提高了，但也可能无形中使孩子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以后再也不想做这种事情了。我自己也是一位大学老师，从我的经验看，国内中学里最优秀的学生，大学里继续优秀的不多。因为国内中学里最优秀的学生往往为了保住第一名，就要加倍的用功读书，大量的精力用在了抠书本、抠教材上，兴趣面会比较狭窄，一旦进入大学学习后，外在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自己就会从精神上放松，学习成绩就会掉下来。所以，从中外教育来看，最核心的就是别人学得比较轻松、愉快，而国内则整体上强调学习是一种苦差事，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有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说：你现在吃苦了，以后就可以享福了。可是现在有谁能够读20年书后，就可以从此不学习只享受呢？心理学中有一种术语叫做“过渡理由效应”，就是这样一种理由足够我从事这样一种活动了。如果学生在学习中，家长和老师不断地给学生一种奖励，学生就会认为学习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奖励，一旦这些奖励没有了，他的学习动机也就没有了；没有了动力，学习成绩自然而然就掉了下来。用奖励刺激学习的方式，会把孩子往一个方向引。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往这个方向走才是最对的、最合理的。所以，有创造力、成功的人并不总局限在某个方面。 问：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各有各的利弊，您认为应该怎样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目前，我国在这方面有什么策略？答：中国的学生众所周知都比较勤奋，比较刻苦，这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有关。中国人受几千年的传统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以“勤劳、智慧”闻名天下。我们的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把握与理解都很好。这一点，美国也正在向中国学习。他们的课程改革也吸收了许多中国教育中好的一面。比如，美国曾经提出一个口号”恢复基础运动“。它就希望把自己强的一面发挥得更好的同时改进自己相对弱的一面。从我们研究来看，美国学生一般知识面比较宽，中国学生则知识面比较窄，对某个点研究得较深。另一方面，美国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得比较活跃，而我国则比较沉闷，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学习的内容也相对封闭，这样我们学生的创造性、突破条条框框的能力也相对差。这种书本的学习与现实生活有距离。比如，合并同类项这个问题，国内很少有学生会把“合并同类项”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一个班的同学，男女、高矮、胖瘦、穷富、学习好坏都是合并同类项，都是归类。中国的学生就很少想这些问题，美国的学生则喜欢想生活中的合并同类项问题。中国学生研究的是高于实际的问题，美国学生则注重源于生活的问题。所以，他的这种学习就会与生活有密切联系。一旦生活中出现了问题，他就会很轻易的去驾驭问题。这体现在反映问题的能力上，他会比较快速的应对问题。反过来，如果学生们知道，自己所学的东西对自己的生存、发展有用，他就会比较愿意和主动地去学，如果学了不知道有什么用，心里就会很迷茫，在学习上就会表现得很被动。所以，学习的动机问题，学习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的问题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是要在保持我们学生学习扎实的基础上，研究怎样启发学生的内部动机、内部学习兴趣，使得学生在开放性、创造性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问：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留学低龄化倾向，家长们认为中国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您认为到底问题出在孩子的早期培养上，还是上学后教师的引导上？答：不能片面的强调是哪方面的问题。这跟我国的传统有关。过去几千年里，我们的祖宗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强调“四书五经”。这种教育传统中有许多好的东西，也有许多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东西，比如前面谈到的创新问题。古代，因为要学的东西有限，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可能会很管用。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再用以前的方式可能就不行了，这时就要强调学习的方法，需要教会孩子如何去摸索、去探索。美国目前的教育方法的好处就是学生在摸索的过程中也会走弯路，但走弯路同样也是一种学习过程。一旦你自己掌握了这种方法后，就不会放弃了。就像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本身就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自我创新，自我探索的过程。教育实际上和政治也是密不可分的，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体现。 理查德・安德森:前美国教育协会主席，现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阅读研究中心主任，北美三大教育心理学家之一，儿童早期分享阅读的创始人。 问：您是怎样对儿童分享阅读这个课题感兴趣的？答：我曾经在高级中学当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这个年纪的青少年常在阅读的时候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影响了他们高中阶段很多学习内容和学习任务。于是我开始思考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当时的研究方法是从高中学生一点点倒推回去，被研究的学生对象年纪越来越小，最后我终于发现问题在学生非常小的时候就出现了。从我从事第一份教育工作开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始终在一点一点努力地去做，直到今天已经做了30多年的研究。我发现年纪很小的儿童已经非常有创造力，对于教给他们的东西也有非凡的领悟力。如果在这个时候培养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使他们有好的阅读基础，那么到高中时他们才能保持很好的阅读状态，不至于发生阅读困难。 问：您认为学生产生阅读困难有哪些原因？答：产生阅读困难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语音意识。英文是拼音文字，在拼音文字里小到每个字母都是一个发音单位，有些学生在把这些发音单位连续发成一个单词时产生了困难。对有些孩子来说，语音困难对他的一生影响都很大。而且语音困难可能使孩子阅读兴趣降低，结果阅读效果越来越差，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得不一遍一遍反复去读，有时在理解整篇或整段意思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理解必须大声地、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读出来。而且常常读过的东西又要返回去重新看，导致阅读效率很差。这种影响直到很多人成年之后还存在，这种现象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发现。 问：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开发孩子早期阅读，以预防成年后遇到的阅读困难？答：3到5岁的幼儿已经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阅读，而且阅读将成为他们终生的乐趣。我们的儿童分享阅读有两个术语――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我们主要注意培养儿童的内部动机，让他们发自内心想去阅读，把阅读当作轻松愉快的事情。如果仅仅是外部动机，比如在老师或家长的要求下不得不去阅读，或者为了逃避惩罚，或者为了得到父母的奖励去勉强阅读，都不是真正培养儿童阅读的好办法。而且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创造力和感悟力。我们曾经做了一些研究，让孩子读完一遍故事后进行测试，发现他们能记住很多生字――不是刻意地教，而是从自然阅读中认识这些生字。汉字也是如此，很小的儿童对汉字的认知也会有自己的策略，比如知觉组块，即汉字的形旁和意思的联系。例如儿童认识了提手旁，就能够自然地联想到很多有提手旁的字的意思，知道这些字与手有关；又例如儿童还可以从声旁推测出汉字的发音。 问：在提倡儿童早期阅读的过程中您如何看待写作对儿童智力开发的影响？答：写作可能对于中国的孩子会更困难一些，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有很复杂的笔画。外国小孩四五岁就开始写字了，而中国孩子一般到小学一年级才开始接触写。其实在中国也不是不可以让幼儿园的孩子尝试写作，但要采取老师和孩子互动的方式。在西方，老师和孩子采取分享写作的方式，刚开始老师写大部分的东西，比如“今天我生日”―“Today is my birthday”，可以空一个“my”或“birthday”让孩子来写。通过这样的鼓励来提高孩子的写作水平，让孩子认识到写作和阅读一样是交流的手段。我在上海也遇到这个问题，幼儿园老师把写作当成一个困难的事，但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和孩子交流的手段。 问：能否介绍一下你任美国教育协会主席和从事教育工作的生涯中，历届总统的教育政策有什么不同的特点？答：美国的几任总统对教育都很重视。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没有将儿童教育政策放在国家的高度上，而是由各个州自己来管理。当时我曾将一份关于全国儿童读写的报告提交给里根总统，这个报告后来写到一本书里，封面就是里根总统和儿子的照片。这本书到今天仍是美国非常畅销的书之一，也是关于儿童读写的一本里程碑式的书。在老布什执政时期，他的第一夫人芭芭拉是一个特别热爱儿童教育的人，对儿童教育也非常支持。克林顿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支持，因为他的教育政策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尤其对那些家庭特别贫困和黑人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方面的帮助使他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而小布什则自比为一个教育领导，事实上他也做出了重大行动，他提出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我虽然不支持布什这个人，但支持他的教育政策，尤其他的政策能使我很容易申请到一些教育资金。 问：您认为中美教育在儿童自身开发和教师水准方面各有什么特点？答：中国教育最可怕的是分数，学生为了考试往往要做大量练习和做很多辛苦的准备。幸运的是，我不仅走访过中国的很多大城市，也到过很多农村课堂，不仅去了幼儿园和小学，也到过很多中学课堂，因此我还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在中国，中学老师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准是比较高的，他们都是师范院校毕业，而且老师备课非常认真，讲课的内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和美国很不一样。在中国的课堂上，学生听讲非常专心，课堂纪律很好，讲课效率也很高。一节课45分钟内容安排得很充实也很有条理。中国的教学优势就在于教学十分系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很牢固。但在想象性、独立性、批判性思维与美国学生相比要差一些，因为中国的教学精读多，而在美国是泛读多。中国的教育往往强调深度分析，而研究证明大量的泛读对一个人终生的发展都非常有利。美国课堂很随意，老师可以身穿牛仔，很随便地坐在课堂的某一个角落，而学生分成很多组自己组织讨论。没有老师站在黑板前一笔一画给学生讲每一个字，告诉学生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这种松散的课堂教学组织使得学生非常随意。但如果每节课都这么上，知识的传授效率会比较低，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就会比中国学生差，而想象力、思考能力的培养则比较好。 问：中国目前很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帮助问题，您如何看待解决弱势群体中的儿童早期教育问题？答：这个问题确实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解释的。这个问题不仅今天的中国遇到了，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帮助需要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包括一些政治群体、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来共同关注。另外对中国来说降低出生率确实很有必要，如果贫困家庭生育过多的孩子，自然就会影响到孩子的教育。另外如果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儿童的失学率就会降低很多。因为受过教育的女性会更关心孩子的成长。现在中国有些地方女孩子受教育的机会要少于男孩子，而且人们在观念中认为男孩子更应该受到教育，而这从长远来看对儿童的发展尤其是弱势群体中的儿童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听了安德森一席话，我们忽然觉得美国人在教育孩子时是在交给孩子一把钥匙，告诉他们如何应对知识爆炸时代的各种问题；如何从众多的信息中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早期阅读无疑是对这种能力的一种培养。据研究，幼儿一旦喜欢上读书，将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将终身受益。实际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都各有长短，关键是怎样取舍。这也是目前中国教育界正在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所在。值得高兴的是，国内许多同行已经意识到了早期阅读、分享阅读的重要。目前，全国已有近30个城市的100多所幼儿园和小学在开展这一活动。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书香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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