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儿童教育十分关心，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多有涉及。无论是对当时封建教育的讽刺还是批判，都表现出鲁迅先生对下一代教育的深深关切。在《阿长与》一文中，“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这时鲁迅吃的是福橘，橘子本应是酸甜可口的水果，而在鲁迅常来只是有点冰冷。在后文写道“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在鲁迅先生看来，这些礼仪十分麻烦，并不喜欢，更不赞同，并把其视为“磨难”。在旧社会中，大部分人都被封建思想所毒害，孩子们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一代代传承下去。有些礼节习俗是好的，但那些如《二十四孝图》中“把肉麻当情趣”的虚伪封建孝道是需要改变的。在《二十四孝图》中，“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琐记》中汉文教员不知道华盛顿为何物，以及不允许鲁迅看《天演论》，这些都能看出当时的中国教育资源的缺乏，老师受封建思想影响没有探知真理的愿望，对学生渴望真理的行为十分不满。导致学生无法受到科学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观源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制度，孩子们也要遵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准则。父母用成人的方式要求孩子，一条条的规则框住了孩子们的天性。在《五猖会》中，因为父亲要求我背书，“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父亲虽然是为了孩子着想，却不知已经伤害了孩子，原本兴奋的兴致，被毫不留情的扼杀。在《风筝》里自己觉得放风筝是没出息的，因此也不让弟弟玩。成年之后，当她向弟弟致歉时，“‘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这让鲁迅再也无法得到宽恕，也明白弟弟也被死板的教育所影响，下意识地觉得哥哥的话是不能违背的，弟弟失去了孩子本应有的天性与个性。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鲁迅急切地希望孩子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拥有孩子应有的个性和创造性，给孩子们一个自由放松的成长过程，而不是“催熟”儿童。虽然鲁迅先生已经故去，但他的思想理念依然得到传承，现今的教育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学习资源，拥有了更多发展空间，拥有了更多可以发表自已观点的平台。
尊重儿童的观念鲁迅的童年时代存在着长幼之间很不平等的封建秩序，鲁迅对这不平等是极其愤恨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深深的自责。《风筝》里刻画了“我”的小兄弟深受“我”的精神 “虐杀”却毫无怨言。作品中的“我”向来不爱放风筝，并且也不准自己的小兄弟放，有一次还粗暴的毁坏了小兄弟苦心做好的风筝。“论长幼，论力气，他是敌不过我的”，可见“我”的粗暴行径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这种行为缺乏对于儿童起码的尊重，完全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基础上。鲁迅在这里运用了一个反面的事例论证了我们应该去尊重孩子，而不是棒杀他们，哪怕是扼杀天性。鲁迅曾愤慨地说：“对于孩子，我们所施展的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唯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 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我们批判了自己的教育，因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鲁迅所受的教育是建立在被动的基础上，一点儿童的主动性都没有。这样教育出的只能是奴才而不是人才。鲁迅在《卢梭和胃口》中说：“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这足见鲁迅对于受教育者人格的尊重，而这种受教育者正式儿童。鲁迅发现：“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不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扑打，使其萎缩不前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显然，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尊重儿童，现在的课堂中提倡的“以学生为主体”才避免了这种思想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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