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的俘虏兵真的可以放心指挥使用吗？

1947年5月11日凌晨起，整编第74师以战斗姿态离开垛庄镇经由孟良崮地区北上，按张灵甫的作战计划，该师应于5月14日攻占华野总部所在地坦埠。这个垛庄镇位于蒙阴县东南30公里处，在群山遍布的沂蒙山区，是一个重要的公路交通枢纽，也是整74师撤出孟良崮的唯一退路和命门，不过张灵甫并不担心，因为在垛庄以南并无华野部队，并且垛庄两翼就是整83师和整25师的集结地域，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惜骄狂的张灵甫居然算漏了整整二步棋。

其一，是王必成的华野第6纵队正秘密隐蔽在鲁南敌后整补，接到粟裕的命令后可以立即飞兵奔袭坦埠。其二，整74师在垛庄只留下一个1000余人的辎重团，战斗力不强，更要命的是，这个团里还编入了不到300名被俘的华野战士，他们是6纵在二战涟水撤退时被俘的，被敌人强行编入辎重团做苦力。王必成以6纵最善攻坚的第18师53团为尖刀，迅速突入镇中，而整74师辎重团里的被俘战士们发现是自己的老部队到来，群起阵前倒戈，我53团仅用半小时就拿下垛庄。

而垛庄从此被6纵紧紧掌握在手中，让整74师再无生路最终被歼，所以张灵甫对战俘的不当使用，虽然不是致命的决定性因素，也绝对是给自己棺材盖上亲手钉上的一颗钉。被俘战士起义一节不是野史，关于第二次涟水之战王必成是有回忆录的，我军此战共毙伤蒋军（主要为整74师）800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尤其让王必成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牺牲或被俘虏。

在解放战争的大兵团会战中，双方出现被俘人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由于双方对俘虏兵的消化方式不同，直接影响了使用效能，比如蒋军那是生吞活剥，强行编入后勤等单位，加之其腐败的风气和涣散的军纪，多数被俘战士仍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华东野战军在第一年的作战中，俘虏蒋军嫡系和杂牌军的官兵26万余人，除少数军官送后方学习改造、部分伤兵和老弱释放以外，大多数都补入了各野战纵队，在战争中融化俘虏、改造俘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陈老总回忆说“每次战役下来，有的团要补充1000多俘虏兵，我们融化俘虏有一套经验，一是用老的解放战士争取他们，二是用翻身农民的战士教育他们，三是尊重他们，四是用支前民工教育俘虏”。所以说，华野对“解放战士”不是简单的收编，而是按比例补入各部队，同时要进行多方思想经验，以改造这些俘虏兵，其中大多数贫苦出身的俘虏兵都会转变立场，指挥和使用没有问题。

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是我军能够不断取得胜利，这些解放战士心气就高，轻易不会反水；第二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融化工作，只有思想通了，这些解放战士才能安心留在部队里，因此俘虏兵的补充和使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陈老总总结说：“解放战士在打胜仗时没有问题，一到艰苦时期就开小差，华中撤退、反攻转移，解放战士就大批开小差，而翻身农民很少，甚至没有”。

看见了吧，在战时森严的军纪下，当我军在比较困难的时期，俘虏兵临阵反水的数量也很少，多为携械逃亡和开小差，一方面是我军的基层干部作风有力，有能力控制好部队；另一方面俘虏兵也没有什么组织串联，集体暴动或者反戈一击的事件凤毛麟角。在思想改造不及时或者我军相对困难的时期，俘虏兵最大的问题就是逃亡和“消极作战”，确实也不那么让人放心。

比如1947年2月莱芜战役后，华野俘虏了李仙洲兵团50000余人，其中大部分俘虏兵补充进了部队，由于思想教育的时间太短，部分俘虏兵的战场表现得非常消极：华野某部已经跟敌人接触了，许多新“解放战士”却抱枪席地而坐，班长一再催促才勉强端枪射击，有个机枪手故意抬高枪口把子弹打完了事，还有的炮手故意打不准，说是打自己的“同行”太不讲良心等等，所以，俘虏兵的思想改造是头等大事。

另外，俘虏兵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杂牌军或者中央军旁系部队的被俘士兵，这些兵受反动教育不深，改造起来相对容易。另一种是类似整74师这样王牌部队的俘虏兵，敌人为了加强对部队的控制，设有“指导员”、“督战队”等专门的政工军官，再加上特务系统的渗透，所以士兵被反动教育的毒害较深，改造起来有些困难，而孟良崮战后，华野补入了10000多整74师俘虏兵，却是比较成功的。

为什么呢？这就是蒋军在孟良崮战后最大的一个错误，忙于内部追责而没有对华野实施追击，使华东野战军安然休整了一个多月时间，从而有充分的时间来消化俘虏、融化解放战士。整74师的士兵训练较好、作战经验丰富，华野总部特别指示“一个不放”，除各纵直接补入的解放战士外，仅华野政治部俘管处就接收了6746人，将其中隐藏的军官、特务和政工人员揪出来以后，对普通士兵进行了一个月的思想教育和改造，收效很大。

也有个别情况，长期的反动教育让部分整74士兵对我军的俘虏政策有疑虑，因为敌人宣扬被我军俘虏后是要杀头的，所以一些俘虏兵终日心惊胆战，有的看见班长拿锄头修操场，就以为是要“活埋”他们，有的身上揣着手榴弹，打算万不得已就同归于尽，还有的私藏蒋军的军衔、符号、胸标等物品，准备作为逃回去的证明信物。所谓大浪淘沙，其实华野每次大战下来，都会有一定的非战斗减员，借机开小差或者逃跑的事件肯定是有的，但不是主流。

而到了淮海战役时期，比如《亮剑》里面李云龙问赵刚要俘虏的时候，我军已经是节节胜利，蒋军是一败再败，这个时候俘虏兵的改造就相对容易一些，华野各纵队已经敢于“即俘即补”，那就是上午俘虏，下午就可以分配到基层连队参战，甚至采用“边打边提”、“火线提拔”的办法，对表现勇敢的俘虏兵直接提拔为副班长、班长、副排长职务了，因为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成为战胜者团队中的一员，是人之常情，所以俘虏改造的第一个问题迎刃而解。

当然，若想完成深入的俘虏改造，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思想教育，以及干部们的言传身教，这就意味着两个措施，其一是大战以后，部队必须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开欢迎大会、组织诉苦、老解放战士上台发言等方式，对“解放战士”开展为谁打仗的政治教育，比如淮海战役是1949年1月初结束的，为了整编序列和整理部队而进行休整，华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直到3月初才全军兵发长江北岸。

其二就是基层干部们的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我军讲究官兵平等、执行群众纪律、干部冲锋在前，而俘虏兵也多为穷苦出身，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可以很快引导他们走上正规，尤其是解放区的土改政策，对俘虏兵触动极大，而这两条，是蒋军在大陆期间无论如何也不具备的。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前拥有战斗部队36万人，在经历了较大的伤亡后，战后达到46万人，休整改编成为第三野战军后，这个数字上升到58万余人，其中解放战士的大量补充和有效改造功不可没。

《亮剑》李云龙由于本师伤亡较大又急着投入新的作战，就找兄弟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赵刚要俘虏，而且一张嘴就是2000全要，赵刚最初确实是有顾虑的，一是俘虏来源不妥，那毕竟不是李云龙部队和所在纵队的战果，二是改造时间不足，仅仅靠一番讲话就想完成思想改造，肯定是不现实的，好就好在，在华野摧枯拉朽打垮敌人的阶段，解放战士的思想容易稳定，都知道跟蒋军混没有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