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当然是对一个真实事件的纪录行为。但它同时又是作者的创作行为，它是人类的文化产品和传播产品。实际上，纪录片的创作行为应该在拍摄之前，它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全片拍摄之前的创造行为，它建立在对拍摄任务、材料的理解和接触上。二是在拍摄过程中，随时地超前创造，一个新的现象。一个新认识，马上产生一个新的拍摄计划，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下一步拍摄。从这个角度上说，纪录实际上是一种手法，它旨在使整个片子看起来有真实感，从而促使受众接受作者的思想。 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真实加上圈套。这里的圈套指的是创作者为拍摄对象人为设置的情境。它并不是要拍摄对象去表演，而是让拍摄对象在这个情境中被动地但是自然地表现出它应有的反映。这个过程正如格里尔逊所说的是创造性地处理现实，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就经常依据对象的大体走向，为他设计一个客观环境，让他在这个环境中作出应有的反应。与此同时。他也经常不按生活的自然流程来剪辑和结构他的片子，而是使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形式来表现，他将这种表现称之为对现实的一种虚构，实际上，这种再创作的剪辑是依据了生活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利用声画关系的逻辑与联想，服务于创作者叙事目的的一种重构。由此可见，在电视纪录片中真实是一个源于客观真实又高于客观真实的概念，它更注重的是价值判断与审美体验。 二、 既然价值意义在纪录片创作中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那么，这种价值意义最本质的体现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需要梳理的另一个问题是:纪录片与专题片的区别。同专题片相比，纪录片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文化品质;首先，他的主题是人，是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的性格和命运，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思维。它不像专题片，专题片有直接的主题目标和宣传的功利效果，它的主题趋向于更为深层，更为永恒的内容，它从看似平常处取材，以原始形态的素材来结构片子，表现一些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达到一种蕴含着人类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同情与反感，生存与抗争，美的追求等，强调人文内涵、文化品质。就象纪录片《望长城》，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关注的一个人文主题。在《望长城》中占据镜头最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也就是这些普通人。继《望长城》之后的《藏北人家》《半个世纪的爱》《沙与海》《龙脊》等等都体现了对人的深层关注，都是以人为核心，直接关注人，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去除了许多直接的功利心，多了一些人文性。与纪录片不同的是，专题片主题重在说明问题，阐释政策观念，如科教兴国中华之剑等，虽然这些专题片中也有精彩的纪实段落。也有对人的关注，但那只是用人来说明某个特定的主题，而纪录片则是以人为本，更接近人类学与民俗学。 其次，纪录片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和动态过程，注重感受与体验的共时性，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它与栏目化专题节目不同，栏目化的专题节目，定时定点播出，制作周期短，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生活层面。结构较为自由、宽容度大，而纪录片对生命的本质关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的，只有在一定的时间积累中，才能为观众提供一个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活的历史，才能保留生活自然流程的偶发性和丰富的细节，以及经过交流和反馈之后积累的情绪氛:围，展现更为丰富的人文背景。比如纪录片《我们的留学业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拍摄历时三年，由于在人物发生重大变动的几个阶段摄像机部在场，纪录了完整的过程段落和细节，在动态取材中使生活的各种原始信息得以保留，片子也因而有了生命力。 第三，纪录片要求自身有独立的严谨的结构和个性化的风格样式，表现人文内容应有一定的结构力。有起始、发展、高潮。结果等，创作者还要把握叙事的技巧，注意节奏和韵律，并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叙述方式，形成不同的风格样式。它需要较大的精力和资金投入。较长的创作周期和个性化的操作方式，因此，难以在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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