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童不是“小人”——陈鹤琴的儿童观
(一)传统儿童观的谬误
从陈鹤琴先生的经历来看，他对中外教育都有切身的体会，因而对不同时空背景下教育所预设的对儿童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通过国内新式学堂与传统私塾的对比和西方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比，陈鹤琴认为我国传统教育“它的弱点太多，它的组织，它的内容，太不适应现代的情形了。”(《陈鹤琴全集·第六卷》P535，以下只标卷数及页码)究其根源，当然是传统社会对儿童的看法使然。
陈鹤琴说，“常人对于儿童的观念之误谬，以为儿童是与成人一样的，儿童的各种本性本能都同成人一色的，所不同的，就是儿童的身体比成人小些罢了。……我们为什么叫儿童穿起长衫来?为什么称儿童叫‘小人’?为什么不准他游戏?为什么迫他一举一动要像我们成人一样?这岂不是明明证实我们以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观念么?”(一卷，P1)应该说，在“五四”之后，对旧儿童观的批判，陈鹤琴虽不是最猛烈的，但他是站在专业者的立场上，理性地剖析旧儿童观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他在批判之后，还有建设。
(二)儿童心理之研究
他首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的研究，这在当时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第一次有了科学的依据。陈鹤琴对其长子陈一鸣的观察记录，不仅是为了讲授儿童心理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本身对孩子的喜爱以及对传统儿童观的不满。正如他所说，“我素来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我。”(一卷，P11)他最初将儿童的心理特征概括为“四心”，即好动心、模仿心、好奇心和游戏心。这些心理特征的描述与传统社会对儿童的心理预期是颇为冲突的，而陈鹤琴将这些特征详加描述并提出了怎样教育儿童的方法。在他看来，“对于儿童的观念，不得不改变；施行教育的方法，不得不研究”。(一卷，P1)
在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是有他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的。幼儿期是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必须掌握其特点、掌握其生长发展的科学规律，才能把幼儿教好、养好。”
(三)家庭教育
在《儿童心理之研究》出版的同一年，《家庭教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同年出版，确实是相得益彰，反映了陈鹤琴更普遍的革新旧有儿童观的努力。他在《自序》中说：“小孩子不但是难养的，而稍明事理的人，知道也难教得很!”“我们知道幼稚期(自出生至七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什么习惯、语言、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二卷，P674—675)
他把《儿童心理之研究》中所提的“四心”发展为七个方面，认为儿童好游戏、好模仿、好奇、喜欢成功、喜欢野外生活、喜欢合群、喜欢称赞，以十分通俗化的语言向父母们揭示了孩子的天性，并要求家长“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当。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没有成效可言的。”(二卷，P686)
因此，在对儿童的看法上，他提出，要使儿童教育科学化，首先要正确了解儿童，正确对待和教育儿童。他的儿童观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这表现在对儿童的理解、信任和尊重，充分体现了民主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儿童是有生命力和生长力的，富有潜力和创造力，只要善于引导都可以成才；儿童应该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幸福。他把树立科学的、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作为弃1日立新、改革教育的突破口。可以看出，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是建立在对儿童的爱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
二、“我们的主张”——陈鹤琴的教育观
(一)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
陈鹤琴回国的时候，中国的幼儿园教育产生不过十几年。这十多年除了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为有钱人服务外，剩下的恐怕只有这种新的教育机构形式了。当时，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如陶行知指出“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张雪门指出要发展有别于日本式和宗教式的普通幼稚园。而陈鹤琴却指出，即便是普通幼稚园也有四种弊病：“与环境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功课太简单”，“团体动作太多”，“没有具体的目标”。(二卷，P1—4)
针对这一情况，陈鹤琴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但普通的幼稚园应该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究竟应该如何来办，是非实验不可的。这里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当然，陈鹤琴也受到当时世界教育思潮的影响。“最近的教育思潮是注重实验，这是从美国实验主义派的哲学来的，杜威、弥勒等主张得最有力。这个思潮，影响到各种教育，使各种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起了变化。……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二卷，：P29)
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涉及课程、教法、幼儿习惯及设备与玩具等诸多方面，但用力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是课程实验了。这个实验前后经历了不断调整的三个阶段：散漫期、论理组织期和设计组织期。简单而言，就是经历了一个儿童自发活动、教师预定活动和有必要预备的儿童自发活动这三个阶段。最后一个时期是最为成熟、合理的，陈鹤琴认为是可以试行的，并经试行认为是适用的。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在1927年之后迅速推及南京乃至播及全国，并进而将其精神体现在1928年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中，成了全国幼稚同课程的范本。可见，陈鹤琴用力之深．成果之重。
现在看来，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实际上是在两种课程模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我们当今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又何尝不是在寻求这种平衡呢?我们现在幼儿园课程改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师预设课程与幼儿生成课程之间的关系。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科课程的弊端，通过20多年的改革，近年来开始强调幼儿园课程的生成性。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实际上就是经由了幼儿生成活动——教师预设活动——教师预设与幼儿生成活动有机结合的一个实验过程。陈鹤琴不到两年的实验，倒是我们这么多年幼儿团课程改革的缩影呢!
另外，我们当今的幼儿团课程改革强调一种整合的课程观和教育观，而非将知识分门别类地教给孩子，因为这不符合孩子的认知特点和生活经验。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的实验中显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的单元课程模式和“整个教学法”就与当今的幼教改革完全吻合。
总之，经过鼓楼幼稚园两年的实验，陈鹤琴对幼稚教育的看法已经成熟，进而提出了幼稚园教育的系统主张。
(二)“我们的主张”
1927年，陈鹤琴发表《我们的主张》，这可以说是他对前一阶段实验的系统总结和升华，也是对陶行知、张雪门等提出的幼稚园所害综合症开的一副药方。有人称之为“中国化幼稚园教育的宣言书”。陈鹤琴说：“我们现在办这个幼稚同，是先有了研究，再根据儿童的心理、教育的原理和社会的现状，确定下面的几种主要做法。”(二卷，P110)这些主张包括：(1)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2)幼稚教育是幼稚园与家庭共同的责任；(3)凡儿童能够学的而又应当学的，我们都应当教他；(4)幼稚园的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5)幼稚园的课程须预先拟订，但临时得以变更；(6)我们主张幼稚园第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7)我们主张幼稚园要使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8)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特别注重音乐；(9)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充分而适当的设备；(10)我们主张幼稚园应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11)我们主张幼稚生的户外生活要多；(12)我们主张幼稚园多采用小团体的教学法；(13)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14)我们主张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有充分的训练；(15)我们主张幼稚园应当有种种标准可以随时考查儿童的成绩。这15条主张几乎涉及了幼儿教育的各个方面，是对中国化幼稚园教育探索的全面总结。它基本上可以标志着自1903年中国幼稚园产生以来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化之路，而这条路是南陈鹤琴等开辟的。当然，这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完整的幼儿教育体系还正等着陈鹤琴去建设呢!
(三)完整的幼儿教师教育体系
陈鹤琴初办鼓楼幼稚园时。聘请了包括张宗麟、甘梦丹等在内的专门人才。但幼稚园师资的最恰当的来源。应由专门的机构来培养。1926年以前，中国只有外国教会办的以培养忠实教徒为目的的几所幼稚师范。1927年之后，“培养师资的机关颇有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之势。”(二卷，P329—330)但公立的独立幼师，却是没有的。1940年，陈鹤琴谢绝了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在江西泰和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师，三年后改为国立，并添设专修科。1945年，他又主持建立上海幼师，国立幼专也迁往上海。江西幼师以及上海幼师、幼专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成为全国幼教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陈鹤琴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兼任幼教系主任。至此，可以说，中国各层次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都由陈鹤琴着手创立了。
此外，他还对幼儿园玩教具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实践，甚至创办了多所儿童玩具厂，并为儿童编写了各种读物和教科书。可以说，凡是与幼儿教育相关的，陈鹤琴都是做了努力并取得成就的，而这些成就汇聚起来，集大成为“活教育”理论。
三、“一个新的教育运动”——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
(一)吸取古今中外的教育精华
“活教育”的提法，最早受到陶行知的影响。陶行知批判中国旧教育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1922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谈到了“活的教育”。而他于1927年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是一所试验“活的教育”的学校，陈鹤琴应邀出任其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活教育”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已形成，但只有到了创办江西幼师时，“活教育”才有了真正实施的土壤。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发表过一次演讲，题目就是《什么叫做“活教育”》，这可以说是“活教育”开场的号角。
陈鹤琴说，“‘活教育’并不是一项新发明。它的理论曾被世界上不同的教育权威倡导过。当作者从1914年到1919年在美国接受教育时，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六卷，P295)可见，“活教育”与当时欧美掀起的“新教育运动”是有渊源的，对它们的成果是有借鉴的。但更重要的是，“活教育”是陈鹤琴自身实践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言：“‘活教育’在产生和提出之前是有其先行的。在作者的主持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已实施了许多项目和实验，这为‘活教育’运动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六卷，P297)
(二)“活教育”的实践
江西幼师创办的整个过程都是“活教育”的具体实践。在幼师未开办之前，陈鹤琴先创办了南昌实验小学新池分校，因为在幼师建筑和辟荒的三五个月时间里，他们也觉得有开展教育的需要，而老百姓又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在幼师开办之前，“活教育”就已经开展了。1940年10月1日，幼师正式开学。但由于学校尚未完工，于是开学实际上就是全校师生集体劳动生活的开始。“劳动生活课”成了幼师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光会读书而不愿做事的书呆子是不受欢迎的。
1947年2月。上海市立幼师改为女师，它成了陈鹤琴在上海实施“活教育”的主要基地，这充分体现在他继续推广课程改革实验，全面推行“五指活动”新课程方案的努力中。当时女师就将所有科目纳入到健康、社会、科学、艺术、文学等五种整体关联的活动中进行教学。
(三)“活教育”的理论体系
“活教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三大目标，十七条教学原则，学习的四个步骤，“五指活动”计划，活教育的十个特点，训育的十三条基本原则。(六卷，。P300—307)整个体系由三大目标——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是知识的主要源泉；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统领，构成了陈鹤琴学前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
陈鹤琴说：“活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现代中国人。”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条件的“现代中国人”：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创造的能力；要有服务的精神；要有合作的态度；要有世界的眼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怀，他的宽广的眼界和非凡的远见。
陈鹤琴先生在谈到“活教育”的课程时，提出“把大自然、大社会做为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他对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教学加以批评。他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是间接的，书本只可以适当用作参考。具体在课程编制上，他提出了“五指活动”的新课程方案。
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的方法论吸收了杜威“做中学”的思想，但又更进了一步，不但要做中学，还要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说：“我们强调儿童各类生活活动都要在户外，包括游戏、劳作、与大自然接触活动、自我表达课程、使用工具锻炼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都在室内进行。”对于“活教育”的教学方法，他进行了长期的实践研究，提出了教学的17条原则。
至此，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大厦算是构建完工了，尽管在这之后，他一直还在不断完善。这座大厦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一座丰碑。当然，陈鹤琴先生也是有不少的同行者的。
四、“出生同年的教育同志”——现代视野里的一群童心拓荒者
(一)共同的使命
“五四”前后，许多进步人士在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都意识到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将未来社会革新的希望寄于儿童。在幼稚教育的改革中，除了陈鹤琴及其助手张宗麟之外，还有陶行知和张雪门这两位重要人物。陶行知是陈鹤琴的“学长、挚友和楷模”，陈鹤琴有“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我们出生年代系同年”之说。(六卷，P378)而张雪门也与他俩几乎同年，他与陈鹤琴被时人并称为“南陈北张”。
陶行知在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各职，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后又致力于乡村教育、科学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等，直至1946年去世，可以说是将整个一生无私地献给了教育。而他在《幼稚园之新大陆》中提出的中国幼稚教育患了三大病，倡导建立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并认为工厂和农村是幼稚园之新大陆，创办了乡村幼稚师范和乡村幼稚园，进而提出“生活教育”理论。
张雪门在青年时期就对幼儿教育发生兴趣，当他目睹沪宁一带外国式幼稚园的弊病后，深感痛心，立志投身幼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人合办幼稚园、幼稚师范，后到北平花大精力研究幼儿教育，开办北平幼师。“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认识到今日之幼童就是未来的主人翁，从此开始了幼稚园行为课程的研究。晚年在台湾，一方面致力于肃清日本的奴化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实验工作，形成了“行为课程”的理论体系。
(二)拓荒者的遗产
陈鹤琴、张宗麟、陶行知、张雪门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童心拓荒者，他们不仅为中国现代幼教开辟了一条道路，更是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就是“活教育”“生活教育”和“行为课程”。
这些丰厚遗产的累积，在一些方面是相同的：它们都根植于现代初期中国的土壤，这是一个充满忧患的时代，社会变革及教育变革是这个时代的内在需求；这些遗产都受到了欧美新教育运动的影响，这是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些遗产都得自于这些拓荒者个人对民族、对国家的使命感，得自于他们坚韧不拔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奉献。
当然，这些遗产又是迥然有异，光彩纷呈的。陈鹤琴对幼儿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陶行知致力于教育普及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而张雪门是现代北方幼儿教育的领军人物，他遵循“骑马者从马背上学”的指导思想，对幼稚师范的见习、实习做了系统的论述。
综上所述，以陈鹤琴为代表的现代幼儿教育家开辟了中国化幼儿教育之路，而在现代初期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这条路的开辟是异常艰辛的，所谓“披荆斩棘”也不足以说明这种艰辛。陈鹤琴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至今依然鲜活的文本，更有不畏艰难的实践精神，崇高的为民族、为国家的奉献精神。对于吾辈而言，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