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彰显中国文化的
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既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存在状态的思考，也是人类意识中原初的、核心的意识形态，它包括情感和智慧两种内涵。
华夏民族的情感最初形态就是以诗歌形式记录下来的。《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是人类真善美、知情意的综合情绪，它没有偏见地记录着华夏子孙情感历程的变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感的核心灵魂是“天真”。这里所谓的“天真”不是任性，更非懵懂愚钝，而是真性情，它体现的是“自然”精神与“家园”意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将“自然”、“田园”作为生活的终极追求。“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嵇康曾言“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嵇康本人“精光照人，七格凌云”的人格魅力更成为后人的榜样。有“自然”必有“田园”，“田园”与“自然”相依相存。陶渊明的“田园”来自对老庄自然美学的崇拜。陶氏生于凡尘，却于红尘之外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园”世界，欣然捕捉“自然之美，真实志趣”，他超然物外的心性不仅开辟了中国诗歌平淡自然、抱朴守拙的美学境界，而且成就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田园范式。于是，田园与自然逐渐成为中国士大夫的情感家园。
智慧，是某地域内的文化积淀内化于人之后的执行力，也就是人在某种特定文化熏陶之下的思维及其行为。“智慧”，为“智”与“慧”的集合。智是聪明，聪明与生俱来；慧为慧通，需要勤学精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体现出“慧通”之内涵。中国人的“慧通”外显为“温柔敦厚”，内置为“圆融贯通”。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的主要观点都集中在塑造“和合”的人生气质，这是追求融合与和谐生活志趣的根本方式。在这个熔铸过程中，诗词发挥着根本的施教作用。孔子认为若不诗教，“君子”二字不过徒有其名。因此，就不难理解《诗经》为何成为儒家“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基础了。
集体智慧，是华夏文明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碰撞出的“相合”智慧。汉乐府民歌《江南》看似写采莲，其实在歌颂江南风光之余，想要传达人的活力，表现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互合作、相互爱护、兴味盎然的集体主义精神。个体智慧，考验的是人在得与失的人生道路上的达观精神，并彰显个人的承受能力。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但于此逆境，他并没有与外界发生冲突，而是选择接受。一如他本人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人生如何苦痛，无论多少酸甜苦辣，最终必将风烟俱净，而永恒存在于人生的，还是我们面对生命起伏时的那份坦然。“相合”、“和谐”，这些坚韧镌铭的生命意识，恬淡、合乐、自在。
古典诗词承载中国文化“风骨”“气韵”的审美观照
风骨与气韵，来自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的是文章内容和文辞方面明朗、刚健的风度。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风骨篇”。风骨，彰显内容的坚韧本质；气韵，反映文辞的感染力。气韵衬托风骨的劲健，风骨支撑气韵的光华。
风骨之气度，莫过于观照岁月的能量，中国古典诗词对岁月的描写是最具亲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初唐王勃诵“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涣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宋代李清照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人生，或庄或谐，或爱或恨，或疏或痴，它们在风骨之内，气度之上，演绎出中国美学精神“蕴藉隽永”的意味。南宋词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用观雨的心境将“少年、壮年、而今”和盘托出，突出了人生——这位高明工匠——雕刻出的岁月力量。岁月如雨，时光亦醉。痴于“醉”的，莫过于“谪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时光。李白酒入诗肠，狂歌“不知何处是他乡”。几百年后，苏轼作答“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与时光对峙的人生中，诗词是唯一的安慰。这岁月的“沉著之致”积淀了风骨，凸显了气象。
风骨之韵味，莫过于古人对“物”的执着。刘勰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古人写物，其旨在“物我两忘”。王国维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对诗词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见性”的品质。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今绍兴）乡村，寒冬中偶见梅花怒放，兴之所致提笔作《卜算子·咏梅》。他虽没写一朵“梅”，没着一枝“花”，但读后却有幽咽的暗香扑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浓郁气韵弥漫e69da5e887aa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31333365636631在诗词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的美酒如是，就连柳永的“别恨”也浓得化不开——“杨柳岸，晓风残月”。古人观照“物”、珍视“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对“诗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综合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与西方哲学饱满的逻辑思维相反，它始终带着深深的隐秀色彩，内力隽秀，外显圆融，这是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言有尽意无穷”。而最终，它落实到了“意蕴无穷”的艺术气质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场的出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古典诗词昭示华夏的家国情怀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生命意识、风骨气韵、家国情怀，这三者合而为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们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们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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