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脑并用”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具体目标之一，也是其劳动教育思想的目的。陶行知（1928）曾说：“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要想达到这样一种目的，则“非师生共同用手做事不可（陶行知，1928）”。而当时中国的教育方式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相脱节，“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陶行知，1931）”，将中国的教育导向了歧路。因而，陶行知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以彻底改造这种教育，从而培养造就手脑并用的一代新人。陶行知针对当时中国存在的“软手软脚病”和“笨头笨脑病”，相应地开出了两副帖药，一副主要针对旧知识分子“呆头呆脑”的“脑化手”，另一副针对无产阶级的农人和工人“粗手粗脚”的“手化脑”。他（1931，1933）认为，“一个人要有贡献于社会，一定要手与脑缔结大同盟”，“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就此，他（1931）还专门作了一首《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这十分形象且深刻地阐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相结合的伟大意义。
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
“在劳力上劳心”是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陶行知认为，在传统教育之下，劳心者与劳力者是相分离的，因而造成了“田呆子”（劳力者）和“书呆子”（劳心者）两个极端。当时的学校里存在严重的劳心而不劳力，读书而不做工的“书呆子”，“教书的人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书的人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1932）”。而社会上的“田呆子”只知道“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危亡，而要挽救危亡，必须做到两条：“（1）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2）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陶行知，1932）”只有人人在劳力上劳心，才没有废人，没有阶级，而且可以征服天然的势力，获得事物的真理。陶行知（1927）说，“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这也就是说，不仅要有物质生产的劳动，更要有精神生产的劳动，要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精神心灵的劳动，这才是陶行知所倡导的合理的劳动教育。这种“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能够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陶行知，1927）”。
“行——知——行”
陶行知批评过去的教育以学校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将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念奉为圭臬。陶行知也曾经相信这一思想，但后来发现，需要将王阳明的话“翻个筋斗”，改为“行是知之始”，行才是知识的来源，也是创造的基础。陶行知（1931）曾对行动、知识与创造三者的关系进行非常形象的阐述，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不管是获取知识，还是进行创造，前提都必须行动，都须做或是实践，在实践中求得知识，然后进行创造。陶行知将行动放在首要位置，体现出他对实践的重视。而在学校中开展行动教育，培养学生的行动意识，即要求学生从事劳动，在劳动中获得知识，将知识应用于劳动，劳动是工具或方法，知识是目的，二者不可分割。陶行知（1927）曾对教育做出如此定义：“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这不仅阐明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内涵，也道出了陶行知劳动教育所遵循的逻辑“行——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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