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西汉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自幼勤读儒学，达到如痴若愚的程度。汉景帝时，因专精《春秋》而被选为博士。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他应征获赞许，先后做过宗室贵族易王和胶西王的相。晚年去职家居，专门著书讲学。现存的董仲舒的著作有《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举贤良对策》等。
一、三大文教政策的思想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主张，一般被称为“三大文教政策”。
(一)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这是三大文教政策的总纲，是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它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通经致用的儒学治术人才，用三纲五常维系人心，以确保汉王朝的长久安宁。董仲舒将汉初儒者以儒学为守天下法宝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不仅要立儒家学说为正统，而且要将它作为判别是非、统一思想的唯一准绳，其他学说都在扫荡禁灭之列。
(二)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
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他明确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
(三)重选举，广取士
董仲舒认为，养士和选士是分不开的。应通过选举、贡贤的方法，把那些真正有德有才的人推荐上来，“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巩固统一的局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与选拔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对以后各封建王朝的文教政策也有较大的影响。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一)德治学说与教育作用论
董仲舒在谈论教育问题时，提出“任德教而不任刑”，“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把教育视为治国的根本。他强调培养统治人才和社会教化的重要性。
(二)人性学说与教育作用论
董仲舒将人性界定为“性者，生之质也”。他依据阴阳五行学说，将人的天生之质一分为二：属于阳的仁义之性(善端)和属于阴的贪利之情(人欲)。他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从广义的人性概念中，将人性分为三个级差：
上品之性——圣人之性——至善之性——不教而成;
中品之性——中民之性——有善有恶——教而善，不教而恶;
下品之性——斗筲之性——至恶之性——教而难善。
对于中品之性的个体，教育的作用表现为：可以浇灭人们内心中天生情欲的火焰，“损其欲而辍其情”便是其功用之所在。他强调万民之性是有善的可能，但并非善的现实。在可能和现实之间，必须经由教育的桥梁。
三、关于知识教育的思想
(一)知识来源——“内视反听”
董仲舒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
(二)教学内容
董仲舒承袭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六经”作为基本教材，并对诸经的功用作了解释，“《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智)”。即他认为“六经”各有其自己的特殊作用。他不提倡学习关于鸟兽草木等的自然知识。
(三)教学原则和方法
1.“圣化”。董仲舒要求教师敬重育才之道，对学生进行教育要适时、适量、适度，监督而不使其紧张，了解学生的水平以便引导他完成更高一层的进步。
2.“强勉努力”。董仲舒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他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才能前进，达到“博”与“明”的境地。
3.“博贯多连”。董仲舒说：“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只要“连而贯之”，就可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
4.“专一虚静”。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要真正深入悟解，体会精微，必须虚静。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汉武帝的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为奠定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封建大业制造了理论体系，提供了教育改革方案，特别是三大文教政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的道德观成为道德教育的依据。但是这种独尊的地位对儒学的学术思想起到了抑制作用，阻碍了文化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