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在小县城入学时，启蒙老师为方吕絮老师。学完拼音与生字后，第一篇学习的课文，记忆深刻，内容如下。
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
1978年，小学改教材。
又因我第一次入校才五岁，母亲有意让我跟着文革后改版的新教材，重读一年级。学校当时是戴帽中学，即有小学部与初中部。母亲也是该校老师，所以可随意让我入学与留级。
那年代，当留级生是耻辱。我哭闹着，被母亲强行拉到一年级（2）班。
刚入校的新同学们，正排着队，准备依高矮个头分座位。见此情景，都奇怪地看着我，我哭闹得更凶了。
班主任余德惠老师立即上前，对着我，弯下腰，当着大伙说道：“咋我们班的大班长，哭成花脸猫了”。
我一听被封为班长了，立即止住了哭闹。乖乖地听从余老师的安排，协助着她，给同学们找座位了，开始履行班长职责。
1980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划为右派的父亲，呈报希望专业对口，学以致用的申请，被时任贵州省长苏钢同志批复后，我们全家由县城搬入省城贵阳市。
父亲成为棉纺厂技术干部，母亲成为棉纺厂子弟学校教师（该校包括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
我转学了，按规定，就应进入母亲所在的棉纺厂子弟学校。
因该校教学质量一般，我家所在的贵阳市南明区，当时只有两所重点小学。分别是甲秀小学与尚义小学。
母亲有位好友，在尚义小学任教。又正好所带班级与我正读的年级相符。于是，利用转学证明，进入尚义小学。母亲的故友，曾慕贤老师，成为我新的班主任。
入校月余，就有人举报。我为棉纺厂子弟，不能进入尚义小学，只能去读棉纺厂子弟学校。
学校老师开会时，教语文的曾慕贤老师解释为：我父亲是划成右派，被下放农村的。现落实政策，户口才从县城转上来，父母工作单位尚未确定，现暂居亲戚家中。
我的数学老师，陈老师也当场讲道：“这孩子转学过来，我想试试他的学习成绩，特意经常提问他。学习还行，一口乡下话，应不是贵棉孩子。不信，现在就叫他过来，大家听听他的口音，绝对不是贵阳人”。
多亏陈老师的力挺，终于没人继续追查我贵棉子弟的身份。
母亲知道此事后，特去感谢陈老师。陈老师坦言：她帮忙说的此番话，一是客观事实，二是帮搭档曾老师解围，三是不愿失掉一个好生源。
1982年，贵阳市小学学制改革，由五年制变为六年制。我们这级学生，部份人升入五年级，部份人升入六年级。
学校先按年龄划分，我是年龄小的，被分到五年级，班主任还是曾老师，数学老师变了。
开学二周后，听闻别的学校，都以成绩划分。成绩好的进六年级，好与别的学校比拼升学率（当年无九年义务教育，小升初还有淘汰）。成绩差的进五年级，多读一年小学，夯实基础，好提高成绩。
学校又组织一次统考后，我由五年级进到六年级重点班。
我小学毕业班的班主任，是位以严厉著称的包老师。她是学校特意返聘的退休老教师，管理我们特严格。数学老师还是当初的陈老师（她被抽调到毕业班）。
整个六年级，我们只开设语文与数学二门主课。她俩对教学工作都非常认真，特意配了副学校单元楼及大门的钥匙。几乎每天都义务无偿的，给我们加课、讲课至天黑。反正每天放学，我们都是全校留堂到最后的一个班。
1983年，小升初考试，我考入重点中学，没给母校丢脸。
记得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时，毕业年级各班老师都在。我在教师们的办公室里，给老师们深深地鞠了个躬。带我毕业班的两位老师，都嘱咐我，进中学后，要好好学习。
这时，学校老师们，也基本知道我就是贵棉子弟了。陈老师还开着玩笑说：幸好她给学校，保住了一个重点名额。
时光荏苒，我都己年过半百。文中所提几位老师，皆已离世。（因我母亲的原因，毕业后，还是断断续续的，知晓这些老师的消息。她们偶遇我母亲时，也会问询我的近况）
小学同学中，至今有联系者，还有仨位。
一位女同学，师专毕业后，分配至于我母亲所在学校任教。与我母亲成了同事后，无法改口，一直尊称我妈为“阿姨”。
一位男同学，后来与我成为了公安局的同事。
还有另一位男同学，因其父母也都是教师，他当年也进入了重点中学。所以我俩的父母，同意我们一直相互往来。（教师的通病，对子女交往的同学，会有约束限制。小时候，基本上不允许，与学习差的同学玩）。后来，我本科毕业，在老家当警察。他研究生毕业，也进入老家的烟草系统。我们的友谊，就从没间断过，一直延续至今了。
附上我的小学毕业照与毕业证。
毕业证上标明，六年级毕业。我本人确实也被迫读了六年的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