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学在教育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先秦子学阶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得儒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汉唐经学阶段的笺注疏解，巩固了儒学的经学地位，但也正是因此使得儒学僵化、保守，向繁琐、空洞和虚无发展，有的学者，终其一生也不能通晓一经。进入宋代之后，这种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东来的佛学，给儒家思想造成重大的冲击波，在与儒学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儒学的变革和发展。宋代的儒学家适应大一统社会的需要，以原有的儒家教育思想为基础，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佛学的有益成分，重新建构儒家学说，开创性的产生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教育形式——理学教育。
一、理学教育思想中的佛学印记
宋代理学家们在建构理学思想时，一方面极力排斥佛学思想，一方面又不断接受佛学思想的浸染。著名思想家侯外庐在他主持编纂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说到：“辟佛的宋儒本质上往往不是佛学的批判者，而是批判的佛学者。”
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张载，形成者程颢、程颐，集大成者朱熹，以及理学中另一派别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与佛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名的学者，基本上都有出入儒释的经历。佛学渗透到儒学中来，是宋代思想和理论思维的一大特色。
张载，宋代理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在理学教育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学说，尤其是他关于人性论的论述，为以后的理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史料记载，张载读书“益穷六经，至释、老书无不读”。故而张载虽然是在批驳佛教宣扬的佛性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人性论，但不能否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说：“释氏之说所以陷为小人者，以其待天下万物之性为一，犹告子‘生之谓性’。今之言性者汗漫无所执守，所以临事不精。学者先需立本。”[1]他认为佛性以人生来就有的本能为性，容易使人无所立，而进一步的无所执守，是不完善的。他在统合儒家性善论和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观点。他认为，人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人本有的自然之性，而天地之性是至高无上的太虚本性，是至善至美的。每个人在出生之时，秉受天地之性，被赋予了具有优良道德品性的可能，但由于秉受的阴阳二气的偏差，各人所受的“天理”多少不一，掺杂了邪恶、欲望等杂质，气质之性产生。但是气质之性可以变化，普通人可以通过养性、学习、知礼来抑制气质之性，从而不断修养到纯粹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