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传递功能。
人类文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只能学而知之，而不能通过遗传的方式获得。这就决定了人类文化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人类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人类早期先民那里，与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教育，通过口头和行为传授的形式，传递着原始的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的丰富，特别是由于文字的出现，人类文化单纯靠口头和行为传播的形式已不能胜任，人类社会有了专门传授文化的机构的需要。这时，学校教育便产生了。教育传递着文化，使得新生一代能较为迅速、经济、高效地占有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使一个人从毫无文化内容的“自然人”变成一个具有摄娶鉴赏、创造文化能力的“文化人”。如果人类文化不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人类文化的保存、积累与发展就将成为不可能。新的一代如果去重复他们的前辈所经历的事，人类就不可能进化，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结绳记事、钻木取火的蒙昧时代。就世代交替的整个人类而言，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承继者。就其每一代人而言，人们首先是文化的承继者，然后才是文化的创造者。“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只有先占有文化，然后才能创造文化。
第二、选择功能。
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人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确定的教育内容。而确定教育内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选择文化的过程。教育内容之所以需要“确定”，一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文化都包容着先进与落后、崇高与卑下、文雅与粗野的成份。而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文化价值的引导工作，它需要撷取文化的精华编成教材，提供给受教育者适应社会生活发展变化需要的观念、态度、价值、行为方式以及知识与技能;二是因为，作为教育对象的青少年其身心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人们的认识能力、道德实践能力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教育内容的确定必须考虑这一点;另外，人脑容量的有限性与人类文化知识的无限广阔性构成了一对矛盾，教育不可能把人类的全部文化知识在一定的时间内都传给受教育者，这也就需要确定教育内容。学校教育对文化的选择还可以通过对教师的选择得以实现。因为“学校的真正性质和方向并不是由地方组织和良好愿望决定，不由学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也不由‘教育大纲’等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2〕。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因而，在当时的北大，既有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宣传资产阶级学说的，还有鼓吹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这实质上就是教师在利用教育对文化进行选择。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在多种文化观念相冲突的历史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重要。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观念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观念外，还有封建主义的文化观念，西方的文化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观念。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传播、传递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我们教育的选择功能的意义就更加重要和突出。
第三、创新功能。
教育不仅仅是传递固有的文化，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在人类已有的旧文化中力求更新与创新。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必须不断地创造与更新文化。而人类正是通过教育，把已有的文化财富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精神财富，培养、造就他们与文化发展相关的个性和创造力，从而使文化得以发展和更新。新的一代，通过教育，迅捷而有效地分享、占有人类文化的精华，然后即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新的创造。因此，教育作为传递人类文化的手段。不仅具有保存文化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文化繁殖”、发展——更新文化的功能。换言之，教育传递文化，实质上是一个“文化移植”、“文化增殖”、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而这个再生产过程。是一个扩大再生产，且具有经济、高效、模仿和接受，而是一个不断重组和建构的过程。人类学家格里库里·贝特森在《思想生态学的步骤》一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文化本身是复杂的，学习文化的过程也是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结构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