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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理论依据

道家修真,儒家修正。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是“真”?什么才是“正”?具体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孔子的逻辑是:孝悌是仁之本,仁是礼之本。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基于“克己复礼”基本主张下的逻辑,人之所修身以恪守孝悌之道为主,继而处事,继而治国。所谓:正意、正言、正行的修身之途便有了落脚点。

老子的逻辑是: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道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自生、自化、自成、自灭均是道的作用,而人不同于万物者,在于“有身”,“有情”,于是在建立道学世界观的同时,确立了“长久”为基本价值观,由“天长地久”的启示运动到治国之中达到“根深蒂固、长生久视”的目的,我们根据前后文可以确定,这种价值观是针对于“有国”而言的,而非针对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人师法天地自然,遵从天地规律而“辅”万物自然,是为“无为”之真谛。如此老子的学问也有了实践的可能性。

杨朱、庄子等人确确实实有养生之论,所谓养生并非采阴补阳、汲取天地精华而延续生命。而是遵循生命的客观规律不去“作死”,这是道家和道教在理论层次上的基本分野。如果充分的认识生命的规律,不妄自作为,不可以求长生,这是道家的理论。《列子·杨朱篇》和《庄子·养生主》当中均有精彩的论述。后来张道陵说是得到炼丹成仙之法,葛洪更是多番申明人是有“长生不死”的途径的,这与先秦道家相背而与术士之说相合,秦皇汉武无不沉迷此道不可自拔。

而按道教徒的说法:“修道一定要实修实证 ”,可见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论证方法。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在于世界的第一性是物质?还是意识?从传统学术讨论世界问题的论述来看,把诸子百家划分到任何一种流派都是不合适的。不难发现无论是儒学还是道学,均有倾向于唯心主义的论断,也有倾向唯物主义的说辞。所以在西学东渐的过程重直接套用西方学术概念是不可取的。

而诸子百家,如何证明自家学问,变成了很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读《诸子学》有什么用?儒道法墨在当世是否还有价值?等一系列的评判。如果一门学问是无用的,无益的,那么何必花费时间读经典呢?笔者从这一角度着手,整理出四种常见的“论证”方法。

第一种是“信以为真”,诸如《中庸》所言:“不诚无物”,又《传习录》所言:“心外无物”,看重的是内在的“功夫”,传统上叫做心性之学。儒家又心学、道教有丹道、佛教有禅宗,均属这类学问,总体上的意思是认识世界要从自己本心、本性上面下功夫,心外无佛。只有充分的“诚意、正心”才能体会到学说的奥秘,才能运用基于这一基本世界观之下的学术。

第二种是“认为是真”,如果说前者是从“心”做功夫,那么这个是从“脑”做功夫。东汉末年有“清谈之风”,魏晋南北朝有“玄思之辩”,及至隋唐时期发展出“重玄学”,均是此等功夫。先秦的名家和墨家辩者也可归入此列,这种“论证”之法讲究逻辑、重视推理,通过个人推演得出结论,再寻天下名士进行反复辩论来证明自己学问的正确与否。

第三种是“有用的才是真理”,基于前两者的些许弊端,有的学问确实反复推演无误,但是不经实践检验。比如名家思想,重玄学中的“双非双谴”,反复思辨得出结论,未必能对现实产生相应的结果。于是法家、兵家、纵横家这些名士均认可唯有行之有效的学问,才能算得上真学问。

第四种是“辩证法”,是思辨与实证的相互结合,著名的思辨有西方“正、反、合”的思辨过程,传统重玄学中提出“正、反、离、合”的思辨过程,比黑格尔多了一个“离”的过程。不少哲学家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推导过程。而这仅仅是辩证法的第一步,经过思辨之后,还需要实证,一是寻找可以体现这一思考结论的现象,而是依据这一推理去探索未知是否能与思考结果吻合。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和修正,最终完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学问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前人在认知问题上是及其较真的。但是他们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所阐述的“术”是否能有效用于今日?这还需要今人的不断学习和实践。学诸子言,纳百家术,最忌讳的就是“经典化、权威化”,经典的意思就是告诉后人“书中不会有错”,权威更是约束后人“只能是你理解不到位,圣贤绝不可能说错。

让我们理智的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圣人也是人,孔子自己说的:“人非圣贤”,而“圣贤之名”是后来统治者根据政治需要加封出来的,是人就会有作为人的局限性,就会有错。再者,我们假设古人真比今人智慧百倍,真的不会出错,但是你能保证圣贤辞世之后的两千五百年中,不会传承错误吗?基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求而烧书、改书,我们都可以抛开不讨论,但是没有“统治阶层意识干扰”而客观的传承,后世学者才具不一,资质各异,谁能保证抄书的时候不会抄错?理解的时候不会理解错?最后笔者想要表达的是:面对传统经典,面对圣人言论,少一丝无知的崇拜,多一分理性的思考。客观的看待问题,在读经当中总结出自己的方法,可以辨识真伪,可以领略精神,可以理解思想,可以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