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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教育孩子的方法?

综观梁氏家教,其荦荦大旨当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梁启超洋溢着深沉的父爱,践行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原则。他一生奔忙于国事,日理万机,却为儿女们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是“最富于感情的人”,而对于孩子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他重视与子女沟通,写给海外留学子女的数百封家书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到人生道路、婚姻家庭,小到衣食消费、作息养身,均耐心开导,润物无声。他是儿女们的良师益友,但又如信中所说:“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因而,他一旦发现子女有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就及时引导、帮助。

其二,梁启超尊重儿女的个性和专业爱好,为之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梁家子女的性格和专长各不相同,而梁启超总是循循善诱、彰显其长。梁启超尊重儿子的兴趣、特长,赞成梁思成研究古代建筑史,梁思忠学习军事,投身于政治。鉴于思成、思永侧重于人文学科,他希望思庄以下的子女学习自然科学,但事实上仅有梁思礼后来承父志,成为火箭专家。因客观条件和个人兴趣,梁思庄没有按照父亲的设想学习生物学或化学,却在其支持下选择了图书馆专业。梁启超自称信仰“趣味主义”,这也是他指导儿女学业的重要原则。

其三,重视“磨炼人格”教育。梁启超推崇曾国藩的家教,反复告诫孩子们“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要“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他认为,在困难中保持“寒士家风”,即是“自立之道”。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要在舒服的环境中养成“寒士家风”,教导做领事夫人的梁思顺:你们“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以磨炼人格的机会”。对于梁思忠不愿舒舒服服地读书而想回国参军,他指出:“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要求思忠“随遇而安”地学些军事本领再回来。

“磨炼人格”尤其落实于学业上陶冶韧性,不求功利。梁启超汲取朱熹、曾国藩的治学心得,主张“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而治学的过程,“譬如熬肉”,不能急于求成。他开导学业上有些急躁的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寄望思成的学业有一个“慢火炖”的过程。

其四,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阐扬中国文化。梁启超一生多变、善变,而爱国之心不改,这种理念也贯穿于家教之中。他在世时言传身教,做梁家“兄弟姊妹的模范”。其后,《饮冰室合集》仍是梁家子女的精神食粮。梁思礼等人一再提到受父亲作品的爱国思想感染。事实上,抗战期间,梁思顺拒绝出任伪职,梁思成夫妇不畏艰苦和病魔,放弃去国外工作的机会,梁思礼学成归国,均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也与父亲的思想熏陶不无关系。

梁启超珍视祖国文化,以至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家子女虽然留学海外,却热爱中国文化,钻研国学。梁思成在父亲的指导下,民国初年开始读“四书”,留学美国时还研读了李诫的《营造法式》等书,从而奠定了较好的国学基础。梁思成、梁思永等人从不同方面阐发中国文化,契合了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旋律。

其五,注意追随时代潮流,更新知识结构。梁启超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学术大师,重视汲取新知新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千方百计地让儿女们经受最前沿的学术训练,规划年长的儿女留学美国,较小的留学欧洲或日本。他关心儿女的学业,也为其进入国内学术前沿寻找契机。因梁启超早逝,梁家较小子女的留学计划未能完全如愿,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显然跟留学美国分不开。对于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儿女、女婿,梁启超仍然叮嘱其汲取新知,比如要求做领事的女婿周希哲,“将国际法重新研究一番”,“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这些均体现了梁氏家教的远见卓识。

这些家教内容在一些家庭或多或少地存在,但未必像梁启超那样言传身教,完备无遗,而且贯穿始终。因之,重温梁氏的家教、家学,对于当代中国人仍然不乏启示意义。